闲闲淡淡

中国一百多年的新闻史，其实也是报人一百多年的血泪史。1949年以前，在专制制度末日疯狂的黑暗中，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未来进行了许多艰辛的探索。其间，新闻界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老报人舍生取义，不仅为国家民族淌尽了赤子之血，也为新闻界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按照现在很多明哲保身的人的眼光，这些新闻烈士或许能赚得他们一滴感动的泪，却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儒雅的存在，人们历来讲究老成持重，温良恭谦，不露棱角和锋芒，所以对于许多老报人的暴脾氣，人们也不欣赏，甚至特别反感。既然大伙都说皇帝的真皮新装真美丽，何苦一个小孩家家的非得说他光着屁股呢。“他什么也没穿”，这是一句真话，但是人们憎恨它，它更是一句勇敢和大胆的话，在人群中便更招人愤恨。人们不仅蔑视这种“幼稚”，更讨厌这种“幼稚的鲁莽”和“愚钝”。

按理，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一代应该更比一代犟得儒雅，其实不然。人们常说脾气是天生的，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新闻事业史上，却总有那么一批暴脾气的人在。戴季陶的名声，在我们官方的正史上是有些狼藉的，但谁都知道，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暴脾气和激烈的性格还是相当有名的。他曾主持过《天铎报》、《光华报》、《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等报刊，创办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说是老报人应该不错。1912年3月，民国肇造，他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此时，袁世凯的野心尚未暴露，但是从4月16日起，戴季陶在报上接连发表十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日和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六篇《讨袁世凯》，对袁世凯大加伐挞，因此被捕。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迫于袁世凯的压力，最后做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戴季陶非常气愤，他一出狱，即在报社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民权报》不仅不收敛反倒更加激烈，因此新闻史上称它与同时在上海出版的《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为“横三民”。

还有一位，他叫孙伏园，是中国新闻史上主编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史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鲁迅的学生。1921年，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1924年10月，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经孙伏园之手编入《晨报》副刊，在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馆看大样时，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抽掉了。孙伏园非常气愤，给了他一记耳光后转身离去，第二天便辞职不干了。民国三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因此衰落下去，幸邵飘萍慧眼识人，请孙伏园到他的《京报》主持副刊，《京报》副刊又因此火起来了，那里成了“新进作家”文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的活跃阵地。

老报人成舍我，曾以二百大洋起家，创办了“世界报系”，他的经营理念十分超前和富有特色。对待他的员工，可以说是“护犊子”的一路。他给记者配备当时最抢眼的紫红色的美国Hudson牌新轿车，这几乎是当时南京新闻圈最豪华的车了（傅国涌：《成舍我的“新闻第一”》，2006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而自己却安步当车，或乘坐巴士上下班。他有一个办报原则：记者只管新闻真实，不负其他责任，遇有麻烦他出面摆平，坐牢他去。他在南京办《民生报》时，曾有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权势很大，彭学沛又是成的亲戚，因此有些人劝他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见后大怒，最后借故将成舍我逮捕并关押了四十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被释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但他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1988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那真是一个暴脾气的时代，生了那么多暴脾气的人。

（博客地址：www.chinazawen.com/blog/user1/5718/index.htm，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