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老吴两口子都是公务员，打孩子生下来就给喝老外那儿产的奶粉，因为包装袋上印着个大脑的剖面图，旁边的大字母上写着“DHA”。咱也不知道那东西是干吗用的，但老吴坚信外国的东西就是好，里面就是有促进脑细胞生长的东西。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争气，三天就能干进去一袋奶粉，我盘算着这孩子可长了不少脑细胞了，极力劝他们两口子把孩子喝完的奶瓶子冲冲，把里面的水喝了，没准儿能在中年时期苦争春一把，俩人还真听话，老吴当即刷了一瓶，咕咚咕咚地灌脖子里了，那姿势，穿上虎皮裙儿就是孙大圣。可眼瞅着一箱子奶粉就见底儿了，当初买奶粉的地方还断货，没辙，老吴只能挑合资的牌子给孩子一样买一小袋让他尝。人家孩子那么多“DHA”是白补的吗？一闻就闻出差别了，小嘴还没喝就开始大哭大闹。老吴把我喊去，特别一筹莫展，我心说：光长脑子不长身子也不行，你怎么见得老外的奶粉就不得大脑袋病啊？但这话不能说，他们两口子能进厨房拿菜刀架我脖子上。

好不容易孩子长牙了，但按照老外育儿书上的营养搭配，孩子还得吃各种各样的罐头和流质，好端端的菜要在搅拌机里打成泥状，不吃米粒儿得吃米粉，以为这是在太空呢，什么都用吸管嘬就成，长不长嘴都不碍事，脑袋上留个口儿就能活？孩子打出生就没胖过，大概营养都进脑子里了。老吴的妈妈经常趁那两口子不在家的时候偷着给孩子喂稀饭熬出的浓汤，蒸点儿胡萝卜切成小块塞在孩子嘴里让小家伙磨磨牙，可有一天被儿媳妇撞上了，数落婆婆破坏了科学喂养的规律，说她在农村喂鸡喂惯了，就差舀碗沙子拌饭里。老太太气得站在小区里直运气，拿后背撞树，幸亏她不是练家子，要会点儿神功小区车棚子都得给端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老吴的儿子，我一问，敢情他听育儿专家说孩子爬对大脑发育很重要，硬是带着已经会走的儿子学爬去了，一个月五百块钱每天学一小时。人家孩子能干吗？本来走得好好的，急了还能跑几步，非把他摁倒在地逼着在塑料台阶上爬来爬去，搁谁谁不烦？人类主要特征就是能直立行走，现在又说爬能练脑子了。幸亏老吴儿子知道认命，哭了两天就爬上了，而且一爬还挺上瘾，进楼道就跪地上特别自觉。

没过多长时间，老吴就为儿子上幼儿园的事操上心了。先考察了一批示范园，然后看幼儿杂志上专家说孩子在三岁以前是语言发展最好的时候，他就把孩子送去了双语幼儿园，第一天老师就给每个小朋友起了英文名字，一班小孩有叫“诺迪”的，有叫“尼莫”的，有叫“杰瑞”的，好么，人手一个动画片里小怪物的名儿。一放学孩子们边往操场跑边互相呼喊着英文名，“维尼！”然后就有人呼应：“凯蒂，咱去滑梯那儿吧。”我都蒙了，这是在大陆吗？怎么也跟置身港台似的。

老吴心里倍儿明白，他说，“现在哪个幼儿园没英语老师啊，多少都会教点儿苹果鸭梨老虎大象之类的英文单词。平时跟训小猴子似的，记住了给块糖，公开课的时候给家长演示，老师跟驯兽员似的一发令，孩子们就奔自己对应的单词字母去了。大家蛮美，至少咱孩子那么小就接触英语了，还真懂得知足。”

孩子像我们手里的实验品，家长则是毫无经验的助教，看书学习精益求精诚惶诚恐，允许你做实验的时间不短，只是没人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和实验品，谁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选自王小柔著《十面包袱》新世界出版社版】

题图/歌谣

天下互生◎鲍尔吉·原野

前不久，国外科学家发布一项胚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实验证明胎儿的细胞能够进入母体。

简单说，胎儿的细胞返流，穿过母体的血液(过去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现象)而储存母体。生物学界认为，这项发明“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它的意义何在?如果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大约是这样：

——母亲孕育胎儿的时侯，胎儿反过来把一些细胞留在母体，成为干细胞。

——这些细胞作为干细胞，可以演化为脑细胞、肝细胞以及各种重要的基础细胞修补治疗母亲的病症。

——再通俗地说，胎儿刚成人还未成人之时，已给母亲留下一笔生命财富，待母亲有病时备用。

胚胎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孩子早就在报答母亲的恩情，有干细胞为证。这项研究的学术难度是，过去认为，胎儿细胞无法进入母亲血液而成为干细胞，而实验提供了支持和证据。就是说，母亲在生完孩子的一生中，许多疾病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由孩子在胎儿时期留下的干细胞修复治愈。

你送我一条命，我还你一条命。

科学家说的意义，主要在生物制药领域。

我感到的“意义”，是人间藏有这么好的秘密被发现。

在生养艰难的农耕社会，教化强调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即经济学所谓成本支出。而人类其实在孩子身上获得了很多快乐。泰戈尔说：“上帝等待人类在智慧中回到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座智慧的宝库，向父母和所有的人展示。而人类最大的缺憾在于长大之后失去了童贞的澄澈。

扣除经济与时间成本，父母和子女之间实在是互有恩情，相互提供快乐、希望和帮助。

【原载2008年4月18日《现代女报·社会周刊》】

题、插图/潘滢溧

孝 顺 ◎廖家胜

2010年的一天，我在广西的一个小城里死了。老伴儿捧着我的骨灰盒到老家一个小山村里安葬。

下葬那天，有三位陌生人冒着滂沱大雨匆匆赶到我的坟前，全然不顾脚下的泥泞，扑通跪下，号啕大哭。哭声雨声搅拌在一起，响彻云霄，给我的追悼会又加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

三位陌生人，两男一女，差不多都三十来岁。

他们是谁？

乡亲们猜测：“可能是死者的好朋友或同事”；“死者或许是他们的恩人”；“那个女的说不定是死者的情人”……

追悼会结束，我老伴儿走过去，问三位陌生人：“你们到底是谁？”

三位陌生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而是忙着从挎包里掏出数码相机从不同的角度不停地给我的坟墓拍照。

我老伴儿追着问：“我是廖家胜的老伴儿，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光临。你们一定是廖家胜最好的朋友吧？”

“不是。”

“是廖家胜的同事？”

“也不是。”

“那你们到底是廖家胜的什么人？”

在老伴儿的不懈追问下，其中一位陌生人才道出实情：

“我们是你儿子雇来的，你儿子、儿媳在东北忙于做生意，不能亲自……我们的职业是替人尽孝！”

听罢，我老伴儿伤心欲绝，再一次跪在我的坟前，哭着说：“老伴儿呀！我们的儿子，连你死了都不来，以后更不用巴望他來给你上坟了！”

这时，另一位陌生人走过去，扶着我老伴儿安慰说：“这个不用着急，您的儿子专门给我们带来了照相机，叮嘱我们把他父亲的坟墓照好带回去输入电脑，以后他就直接在网上上坟！”

【原载2008年5月8日《检察日

报·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