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健　余青兰

一、引言

提起“悲剧”，人们自然想到发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学和表演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算是最早从哲学角度对“悲剧”进行研究的西方理论家。其后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及戏剧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纷纷提出其对“悲剧”的看法。在西方，“悲剧”一词可谓歧异迭出、精彩纷呈的，以致研究者不得不慨叹：“与悲剧在我们的文化经验中表面的集中一致相反，‘悲剧一词一面须承受普通用法的抵制，另一方面须忍受2400年来由于其基本含义的争论所造成的混乱。”①西方关于“悲剧”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一般用法意义上的“悲剧”，通常指具体的经验（体验）、经历，涵义大致与“不幸”“苦难”“灾祸”相当；其二，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二元冲突、悲剧与崇高、悲剧的效用等；其三，作为文学体裁与批评对象的“悲剧”，讨论悲剧的语言、人物形象、结构等等。

二、叔本华之于王国维悲剧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悲剧”当然不仅仅属于西方，但可以说，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基本是受西方影响，其内涵也未超出西方悲剧理论范畴。有人认为王国维“把老、庄的厌世哲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融合在一起”②，甚至指出，“中国哲学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而王国维研究哲学的目的主要发端于探索人生的问题。……王国维的人生哲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生观，又吸取了西方的人生哲学。”③虽然《红楼梦评论》中开篇就引用老庄的话，但王国维并未将老庄理解为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