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丽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由于他祖籍合肥，故有“龚合肥”之称。龚鼎孳科第早达，他在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时，授湖北蕲州县令，时年十八岁，三年任满被提拔为兵科给事中，在台谏以敢言著称，后因谏当朝首辅周延儒，被下狱治罪。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入北京，降大顺政权，授直指使，复降清，仕途不顺，屡沉屡浮,官至刑部尚书，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二年，时年五十九岁，死谥端毅。乾隆四十一年入《贰臣传》乙编，有《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传世。

龚鼎孳是清初的著名诗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江左三大家”出处经历相同，均为《贰臣传》中人物，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里的对龚鼎孳诗歌有如下评语：“合肥声望与钱、吴相近，又真能爱材，有以诗文见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时……时有合钱吴为三家选者，人无遗词，唯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①言下之意是说龚鼎孳能跻身于三家诗选，原因是因为“真能爱材”，与他的身份地位有关，而与其诗歌本身关系不大，这样就有意无意之中把龚诗与钱、吴之诗拉开档次。沈德潜对龚诗评价不高有两个原因，一是“宴饮酬酢之篇多”，就是应酬交际性的诗作太多；另一原因是“唯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所以较钱、吴诗“少逊一筹”。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意思：龚鼎孳诗多为宴饮酬酢之篇，而登临凭吊之作少、表现家国之感的不多。稍后的朱庭珍在其《筱园诗话》里，对沈德潜的评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国初江左三家，钱、吴、龚并称于世。……然江左以牧斋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龚芝麓宗伯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炼之妙；好骋笔，而少醖酿深厚之功。气虽盛，然剽而不留，真而易尽；调虽高，然浮声较多，切响较少。当时幸得才子之称，后世难入名家之列。”②所谓的“骨力不足”也即思想感情不饱满，所谓“浮声较多，切响较少”也就是辞藻较多，缺少真情实感。沈朱之论既出，后世对龚鼎孳诗的评价大都不出此范围，基本的观点都是认为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不高。

近人朱则杰先生在其《清诗史》书中对龚鼎孳的诗评价就更低了：“龚鼎孳的诗歌论数量超过钱谦益、吴伟业二人，然而绝大部分都是那种空泛的宴赏酬应之作，不仅没什么现实意义，而且缺乏自家的真性情，连他的许多好友对此都深致不满，因此无疑为最下。”又说：“由于龚鼎孳的诗歌大都缺乏实际内容，所以他有意去步和古人原韵，借此来炫耀才气，以掩盖内容上的空虚。” ③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估计是他们没有耐心看完龚鼎孳的全集，而轻下此评语。如果仔细检点龚鼎孳诗集，洋洋洒洒四十三卷近数千首诗，其中有不乏表现家国之感的篇章，其抒发的感情也大都情真意切。像龚鼎孳著名的七绝《上巳将过金陵》，就是表现作者家国沧桑之感受的代表作，其诗如下：

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消。

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明代称为“南直隶”。这一称呼，与南京在明代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关。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战胜元朝及平定陈友谅、张士诚后定都于此地，从此开创了有明近三百年的基业，是明朝的龙兴之地，虽然后来第二任皇帝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因政治和边防等原因，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而迁都北京，但还是将南京设为“留都”，并在南京建立了与北京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这样就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两京”制度。“金陵”这一意象在明清之际尤其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它不仅是指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名称，而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包含了太多的内涵，其中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当日在这里，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赶走了元蒙皇帝，复兴了汉族文明；而三百年后，代表汉族正统地位的南明弘光帝也灭亡在此地，从此反清复明的事业成为了泡影。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宣告了北京明政权的灭亡。稍后，崇祯帝的堂兄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国号弘光，但弘光政权由于内部矛盾重重，皇帝只知享乐，奸臣弄权，所以成立仅一年就被清军消灭。在弘光金陵即位之初，曾经一度给国人带来中兴的希望，著名遗民方文在《除夕咏怀》中高唱“江左重瞻新气象，墙东无改旧宫闾”，表达对这个新王朝成立的热切期望，但由于君昏臣暗，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弘光朝的灭亡，金陵的陷落，标志着被驱除的“鞑虏”重新又占有中华，严重打击了人们复明的信心；另外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孝陵也居于金陵钟山之上，具有故国情怀的人想到当日的繁荣昌盛与今日国破家亡，每到金陵都有兴亡沧桑之叹，所以在当时诗人笔下，金陵已非一个只具表层意义的城市名字，而成为一个富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符号。它给予后人的文化启示有两个方面：其一，政治意义是故国的象征；其二，文化意义上是东南文化的象征，甚至是汉族文化的象征，“金陵”已被升华成为一种情感色彩极浓的人文理想，甚至赋予生命的意义，其已成为故国之痛的一个精神符号和象征。作为明朝故臣的龚鼎孳，在“上巳”之日经过金陵，顿生无限感慨，不禁赋诗以吊古伤今，也在情理之中。但具旧朝臣子与新朝命官这双重身份的龚鼎孳，由于其贰臣身份的尴尬处境，再加上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使他的这种家国之感不能表现得太直露，也无法直露。因此，含蓄、婉转便是这首诗显著的风格，读来一唱三叹，令人感慨不已、回味无穷。

龚鼎孳的这首诗写于他被派往广东宣诏返回京师的途中。其时，作者因在执法中偏袒汉人而触怒满清权贵，贬官八级，故此时他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首诗就表现了他虽仕新朝，却难忘故国的复杂思想。

“上巳”是古代中国的一个节日，在每年阴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魏晋后以三月初三为“上巳”）。旧俗此日人们在水边洗涤污垢，祭祀祖先。此诗的首句“倚槛春愁玉树飘”看似平白道来的寻常语，却是用了两个典故，一为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典故。陈后主建都金陵，溺于声色，疏理朝政，曾作舞曲《玉树后庭花》，辭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令宠妃陈丽华演唱，最终国破家亡，时人以为谶语，由此称《玉树后庭花》为亡国之音。二为李白为杨贵妃所作《清平调》之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句。唐玄宗也因宠杨妃、重用杨国忠之流，而引起“安史之乱”几至亡国，这两个典故都与亡国有关。阳春三月，本来应是春光明媚、心情愉悦的日子，但作者和着春风，倚着栏杆，却依稀听到《玉树后庭花》的曲调余音袅袅。诗人用此典故，是暗伤南明福王朱由崧因尽情享乐而误国。但从字句看，这句似乎是实写“春愁玉树飘”之春天的情景，只觉得是随口道来，如胸臆语，实则别有深意，不细加品味，很难发现这是在用典，用典而使人读来不觉，才见用典之妙。

次句“空江铁锁野烟消”，是用西晋灭东吴之典。诗人凝望空阔浩渺的长江，不禁想起当年晋武帝命王濬伐吴之事。据《晋书•王濬传》记载：晋太康元年正月，晋武帝司马炎命大将王濬率水师伐东吴。吴帝孙皓令将士用铁链横锁江面，并在江中暗置铁锥，以阻拦晋军船只。王濬造木筏除锥，并用火炬烧毁了铁锁，一举攻克金陵，遂灭吴，孙皓成为俘虏。“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唐代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咏的也是这段史事。如今，当年的拦江铁锁已如郊野芒烟般消散了，只剩下滚滚长江水还在日夜不停地流着。此处用以指清兵渡江、福王朝覆亡事。“空”、“消”二字将诗人的亡国之恨抒写得深婉曲折又虚无缥缈，读来令人产生无限的惆怅之情。

第三句“兴怀何限兰亭感”。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日也即农历三月初三“书圣”王羲之与好友孙绰、谢安等四十一人，于兰亭“修禊”（临水行祭，以祓除不祥），写下了著名《兰亭集序》。此刻，诗人想起王羲之序文中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之句，不由发出江山如旧，人事全非的慨叹。龚鼎孳在诗中用兰亭之事，以“何限”二字拓开去，最便于展开他的情怀。在三月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龚鼎孳过南京，想的东西可能很多，“兰亭感”中蕴藏的不仅是情事、雅集事，还有国事！在这里，他和倾心已久的名妓顾媚风流缠绵，在这里，他与当日复社友人的谈酒论文，如今风景如旧，人事已全非，明清易代后，当日的复社好友阎尔梅等成抗清志士，好友余怀以选择遗民终生，昔日的欢会已风流云散，今日的自己已成为大节有亏的贰臣，这一切怎么不令人感渭呢！

结句，也是这首诗中最精彩的句子。“流水青山送六朝”，江山依旧，人事全非，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金陵先后送走了孙吴、东晋、宋刘梁陈六个朝代，也同样送走了曾建都这里的朱明王朝。如今往事已成追忆，慨叹青山流水今尚在，六朝已一去不复返，也暗伤南明王朝的一去不复返。“流水青山”取自明杨慎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意在婉约地表达了对故国已成往事的无可奈何的痛惜怀念之情。如今曾建都这里的六个王朝连同南明都匆匆地过去了，只有流不尽的长江水和巍峨的紫金山还依旧，它们亲眼见证了六朝及南明的兴亡，作者在这里陷入深思：这流水和青山，还将送走多少个王朝呢？一位西方思想家说过，懦弱而有良心的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明清之际的一些贰臣文人就是这样一些人。如吴梅村曾自称自己为天地间一大苦人；而龚芝麓在诗中则屡称自己为“恨人”。他在《赠丁野鹤》诗中云：“江山如此恨人留，痛哭焚书向古丘……”再如《和雪堂先生遂初、秋岳舒章秋日书怀诗二首》其一：“恨人怀抱本苍茫，愁对秋云万里长……”《秋怀诗二十首和李舒章韵》其六：“岂必清歌发，时时唤奈何。九秋生事拙，六代恨人多……”龚鼎孳本为情深之子，敏感于人生各种情事，不能无恨，但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此恨非指儿女之恨，而是“江山如此”之恨，山河易主之恨，是国恨。以此推之，龚鼎孳诗中不仅抒发了家国陵替的沧桑之感，还有深厚绵长的故国之思。

在艺术上，龚鼎孳的这首诗写得典雅婉丽、含蓄蕴藉而内涵丰厚、韵味绵长，既流利清冽富于音乐美，又有风流云散的飘渺惆怅的情怀。唯其如此，才达到钟嵘所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诗品序》）的境界，可说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读来曲折有致，耐人寻味，他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赞扬，实在当之无愧。在艺术上全诗句句用典，却贴切自然，绝无生搬硬套之弊，可谓活法用典，活而不死，达到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目的。诗中“飘”、“空”、“消”、“送”诸语，看似信手拈来，平平淡淡，实却几经推敲，平中见奇，读来给人一种轻灵飘忽之感受，再兼之语言的清丽流畅，使这首诗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龚鼎孳在清初诗坛上是负有重望的人物，是京師诗坛的领袖人物。据《清史稿》卷四八四记载：“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郑方坤在《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说龚诗“既负宗师重望，而才气又实能笼罩群英”，评其诗云：“其调高以逸，其词婉以丽，其音节响以沉，其托旨也遥深，而其取材也精确。”④吴伟业《梅村诗话》里也说：“孝升于诗最秀颖高丽，声调遒紧。有义山之风。”⑤窃以为，所谓“托旨遥深”、“有义山之风”不外乎指其诗中所蕴含的失路之悲与故国之思，而其表达的方式又都是深隐曲折，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龚鼎孳诗表达了亡国降臣真实的心情，所以能引起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吴伟业的共鸣。吴伟业评论龚鼎孳诗中的感情格调说：“孝升之诗，慷慨多楚声，余辄读辄泣，且疑何以至是。”⑥

其实，龚鼎孳的这首诗在当时就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并传诵。王士祯、彭端淑等名诗人都非常欣赏，其中王士祯引用其兄王士樵的话称之为“才子语”。世之论龚鼎孳诗，以其七绝独美，当时甚至有人称龚鼎孳的七绝成就在王渔洋之上，从此诗看，殆非虚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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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德潜著《国朝诗别裁集》卷一，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97年11月港1版，第20页。

②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360页。

③朱则杰著《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76页、第79页。

④郑方坤著《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中华书局，龙威秘书本影印。

⑤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357页。

③ 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戴沧州定园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