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亚 钱可敦 文雅琪 王柳佳 胡运宏

摘 要：南京雨花台是基于城市格局和山水尺度的公共园林，是社会和独特人文历史的产物。雨花台历经一千多年，从最初的佛寺园林转变为如今功能多样的公共园林，是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南京雨花台经过多次增建，园林意趣不断增加，始终在南京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南京;雨花台;公共园林;金陵“组景”

南京雨花台是南京著名景区。古属石子岗，其范围颇不一致。因上多石，五彩缤纷，又被称作石子岗、聚宝山。古雨花台包括东、中、西三座岗地及其附近的山地，西岗位于今安德门外菊花台一带，中岗相当于现在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一带，东岗又叫梅岗、梅岭。现雨花台主要集中在中岗和东岗。春秋战国时期，雨花台服务于国防建设和农业发展需要，曾建立城池，《建康实录》即载：“因山立号，置金陵邑。”六朝之后，雨花台开始得到景观开发，成为金陵城一处重要的景区。

1 六朝高座寺：雨花台的得名与起源

东晋时期，佛教流行，佛寺活动增多，都城建康城内佛寺遍布各处，高座寺是其中重要的一座。高座寺位于石子岗东岗和中岗之中。据《高僧传》，西晋时期有西域来华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罗常在石子冈修行，死后葬于此;后又有高僧来建康说法，在密多罗冢处建立寺庙，“陈郡谢琨赞成其业，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此即高座寺得名缘由。

高座寺的立地与盛名，引发了雨花台佛教意趣的产生，而在高座寺发生的“天降雨花”事件，则将雨花台推进了大众的视野，激起了雨花台山巅佛教讲学的第一个高潮。《六朝事迹编类》中对雨花台进行了详细的定义：“雨花台：梁武帝时有云光法师讲经与此，感得天雨赐花，天厨献食。”即后称讲经高台处为“雨花台”。

2 唐宋梅岭与二忠祠：公共功能的过渡

唐宋时期，雨花台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高座寺（宋易名为永宁寺，此后两者均可称）和梅岗，朝着公共园林的方向不断拓展向公众开放的维度，逐渐确定了其充满自然野趣的山地园林风格。

2.1 文化集群效应的园林呈现

梅岭位于高座寺后山坡，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岗上。东晋初期，豫章太守梅赜带兵抵抗南下胡人牺牲。为了纪念梅赜将军，在岭上建梅将军庙，广植梅花，遂称为“梅岭”。后代“梅岭”利用名人志士的渊源，经历百年营植，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东郊城市居民的祭祀风水佳地和赏梅胜地。

随着雨花台知名度的提升，前有李白登高唱和、后有唐彦谦述说“野菊西风满香路，雨花台上集壶觞”的风景。每年清明和秋季重阳节前后，登雨花台，眺金陵风光，感怀心中所想，已经成为南京市民在雨花台的主要游览意向。

宋代通过增设“二泉”等景点，将雨花台置于一定的“组景”框架之下，一定程度上定性了雨花台的“山水”园林风格。宋代诗人陆游登聚宝山，游永宁寺（高座寺），以寺中泉水沏茶，后题曰“二泉”。乃至明代，金陵人以上巳节品茗永宁泉为乐，九日登高最多。

2.2 元素组合导致的园林情感

宋朝社会动荡，石子岗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血洒豪情壮志，于是雨花台园林承载更多的是对家国的情感和抱负，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宋史》载：“建康府通判杨邦乂罵贼不屈，金人剖其心。”宋高宗建“褒忠祠”，作为祭祀杨邦乂的祠堂。150年后，抗元英雄文天祥为国捐躯，万历间遂改建“褒忠祠”为“二忠祠”纪念。六朝开始，雨花台不乏名人祠堂，利用园林与私人、政府的相对关系，深刻影响着雨花台景点的公众性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宋代涉及雨花台的大量诗文，或伤感、或愤懑、或表明心迹，诗文情、景围绕山、岭、冈、台、泉等自然园林景色，可多可少，组合方式多样。北宋文人借景抒情，有张汤曰：“台上缤纷花正雨，城边一阵已西风。”南宋墨客寄寓个人家国情怀，梁栋诗言：“春中景物尚凄然，小立崇台古树边。潮信不嫌城寂莫，山光似与客留连。”

3 明清木末亭：作为金陵“组景”的正式记载

明清时期是雨花台园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雨花台从自发性郊野园林发展为具有明显规划性质的公共园林。与此同时，名人各家纷纷对与雨花台园林作出回应，为雨花台增添了历史文学意义。

3.1 园林“组景”的萌芽

梅岗上木末亭在明代建立完成，它与雨花台一起被列为金陵组景，尤其是高座寺重建后，以佛教为中心，生发出安隐寺、清源观等寺观集群，奠定了雨花台格局的最终形成。

木末亭位于雨花台东岗之巅，东临方正学祠，下俯景公、海公二祠，遥与杨邦剖心碑相呼应。《木末亭记》：“连荫交柯，殊为幽寂。忠臣烈士之凛然正气，引领文人雅士登亭吟哦，生发仰止之思。此景乃取‘木末风高，跻身清金陵四十八景。惜亭毁于兵燹。”木末亭的地理位置明确，园林意义突出，它与祠堂组合形成的清幽环境深化了禅意登高的意象。

3.2 图文胜景的文本化

金陵地区是最先开始规模较大“组景”研究的地区，文人主导下的金陵情景记录，引发了“组景”文本化。雨花台第一次见诸文人诗册，是在文征明侄文伯仁编著的“金陵十八景”中。万历年间，余孟麟游览南京名胜二十处，赋诗唱和，著有《雅游篇》，文中也涉及了雨花台，但篇幅较少。现存较完整的图文属明朱之番绘制的《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通过“躬历其境，图写逼真，撮举其概”，表现图文胜景，但是作者仅书写了雨花台的一个景点，且排在第十八位。其中“雨花闲眺”一图一文点明了景点的位置、产生缘由、景点现状、最佳游览时间和游览现状，从主体性的角度对景点进行了评价，为雨花台赋予了历史地标意义。

清代由江宁府上元县人高岑编著的《金陵四十景图》堪称历代金陵景物图中的极品。其中，雨花台一篇由左右并列的两幅图画组成，气势恢宏，景点文字说明题写在图画右上方，雨花台的景点仅说其一高座寺（永宁庵），且排在第十四位。徐上添的《金陵四十八景图册》将雨花台高座寺和木末亭并列提及，图文点题式简洁说明，具有强烈的复古倾向。图册中的“雨花说法”和“木末风高”分别排在第三景和第三十八景，描写出两处景点地理位置和游赏特点。迨至民国徐寿卿的《金陵四十八景全图》，结构与徐上添的相似，唯丰富了雨花台游人活动内容。

4 晚清民国的战场与刑场：在腥风血雨的夹缝中幸存

清时雨花台，一方面延续明代园林“组景”，继续在文学范畴上丰富雨花台园林，另一方面受到朝代更替的巨大影响，不断调整雨花台的园林地位。

4.1 作为四十八景的延续与发展

“金陵四十八景”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雨花台的地位，延伸了雨花台的文化意象。清汤廉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中记载了雨天茗茶、聚会斗诗的场景。民国以后，文人将注意力转向斗石艺术和建筑营造，力图将园林意趣物化，推动了雨花台的文化产物、文化符号的发扬。“石，天然品也。雨花山所产多五色，雨后寻之，必获其佳者。碎玉零珠，可以供几席之玩;彼粗丑之质，筑园亭者以砌石道，固别有野趣焉。”

4.2 园林功能的兴衰变迁

雨花台属于南山脉系统，山峰仅高八十里，且紧靠南城门，周边聚集着居民区和商业区，是南京城的突破口。清末民国战乱迭起，雨花台乃至南京的郊野园林悉数被毁，雨花台的宗教获得和游览活动被迫停止，原有建筑被严重破坏，高座寺、木末亭也难逃劫难。自此，南京雨花台的園林建设戛然而止，继而转向军事用途。

雨花台在宋朝时便设有军事防卫措施，《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五述：“雨花台两处各劄大寨抱城，开河两道以防之。”清代，为抵御日寇侵略，雨花台重新设东西炮台，并筑蜿蜒起伏的城墙，民国时期继续修缮增设，辛亥革命曾与清军激战于此。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通过抢占雨花台炮台，重炮轰击中华门至新街口的地区，从城墙豁口攻入南京，南京沦陷。1927年以后，雨花台沦为政治斗争的刑场。

5 新中国的风景区：雨花台的现代重生

建国后，百废待兴。南京主城南部在1955年后被划为雨花台区，政府开始重建古雨花台，开辟新的风景区。风景区的建设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根据“先绿化、后建设”的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造林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以杨延宝、齐康先生为首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纪念馆、纪念碑和纪念轴线，组成了南京的城市“中轴线”，同时也是中华路—雨花路段的延续。景区内的“忠魂亭?—忠魂广场—纪念馆纪念桥—中央水池—国歌碑、国际歌碑—大台阶—纪念碑”群体建筑就此形成，建筑轴线长1500米，由南向北，高低起伏;90年代中期开始，雨花台管理部门着手开展大规模的景区景点建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纪念区、名胜古迹区、雨花石文化区、雨花茶文化区、游乐活动区和生态密林区的规划。

名胜古迹区位于整个风景区的东北角，居于规划轴线的一侧，集中了古雨花台遗迹，主要通过增设仿古建筑来展现原有风貌。1997年，为纪念“雨花说法”的传说，阁叠三层、檐卷四重的雨花阁被打造出来，并在阁内设有巨幅云光法师说法瓷砖画。2015年初，高座寺重续香火，朱栏碧栊、回廊庭院犹存。随着革命烈士纪念区规划的完成，对木末亭和东、西炮台的复建修缮也开始进行。2000年，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在风景区的二泉后山了木末亭。设计师将日寇侵占南京时在木末亭原址上修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也包含在内，建造了一座仿明清式建筑的亭轩，正面为单层祠堂式建筑，背面为双层重檐亭式建筑，侧面为错落式建筑。

现代雨花台，仍保留亭园园林结构，立于乾隆御碑的四角亭乾隆御碑亭和保护甘露井的甘露亭等也被规划出来，以供人们浏览休憩。但这些建筑总体已被高大的革命纪念碑影响，失去了原有的登高眺望意义，游人鲜至。东、西炮台如今则成为人们访古探幽、遛鸟休闲之佳地。

21世纪，南京重启“组景”评选工作，雨花台仍是“金陵新四十八景”的重要部分。新形势下，亭园式的郊野园林已经不适合现代城市的需求，被广泛推广的风景区绿地形式和内容给雨花台带来了新的挑战。不过，无论南京城市社会如何变迁，雨花台都周而复始地服务着城市及居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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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寿卿.金陵杂志·金陵杂志续编[M].南京出版社，2013.

[3] 黄雨.雨花台历史记忆的嬗变[D].南京师范大学，2011.

[4] 林广臻，陆琦，刘管平.唐宋岭南州府园林的公共性探析[J].风景园林，2018，25（07）：107-111.

作者简介：王立亚（1997—），女，湖北襄阳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在读。

钱可敦（1992—），男，江苏常州人，研究生，南京林业大学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文雅琪，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科在读。

王柳佳，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在读。

通讯作者：胡运宏，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建筑史，园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