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元

三、语文教育在批判中发展

1997年，《北京文学》的3篇文章引发了对社会各界语文教育的大批判，两年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闪亮登场，那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俨然开了如火如荼的语文新课改的先声。有人质疑：“3篇文章——1场大批判——第8次课程改革”，三者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能不能说就是那场大批判触发了随之而来的语文课程改革？这样的问题，既不难回答，又不容易回答。之所以说不容易回答，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既不宜越俎代庖，也不便妄加推测，更难于准确解说。此事当然最好能问问当事人，由他们来回答，只有他们才讲得清楚，他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全国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师生讲清楚，也好对现实、对历史有个交待。但是，出于担心这种善良愿望的落空，咱们只能勉为其难，自己尝试着来作一个回答。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如果按照鲁迅先生“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的说法，我们揣摩，三者之间应当有关联，而且按照中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那似乎更是“未雨绸缪”、精心策划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只是偶然“触发”，似乎抹杀了策划者的劳绩。

有朋友还会认为：新课改之前语文学科与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比较多，受到的批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语文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推进，按理说语文教育的问题应当越来越少，所受的批判也应当相应减少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