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　凌

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其时，浙大内部有各种政治力量团体，教员之间拉帮结派，弄得校内乌烟瘴气。上任伊始，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观点，用“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治校，对教授唯才聘用，不受任何政党、团体的干涉。

起初，有些性格独特的教授，对竺可桢的教育管理方式不满。一次，学校开教务会，教授费巩竟当面对他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他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此后，有些对费巩不满的人趁机向竺可桢建议，解聘费巩这个刺儿头算了，竺可桢又是微笑不语。竺可桢以为，费巩自负，爱提意见，爱钻牛角尖，但却资格老，学问高，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很有威信，是个很有才气的教授，后来，他力排众议，发挥其特长，让其做了训导处长。

竺可桢以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因而对性格怪癖、有缺點的教授，只要工作认真，有真才实学，他都能一视同仁地对待。物理学家束星北，虽古道热肠，却是个性格直爽、脾气暴躁之人。1939年，浙大因抗战西迁贵州遵义和湄潭，学校搬迁时，束星北跟在竺可桢身后，一路“放炮”，述说其种种不是，言辞过激，但竺可桢却一笑置之。束星北因为脾气性格的缘故，在校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在校务会讨论解聘他时，竺可桢不但不落井下石，还站出来极力为其开脱保护，他说：“束星北问题是有，但他是个人才，人才难得啊!怎么能解聘他呢?”在竺可桢的保护下，束星北才没有被解聘。正如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深有感触所说的：“他是把教授当宝贝疙瘩啊!”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13年，不但教授对他从骨子里服气，一提起他就竖大拇指，就连学生也对他十分尊敬。他时常告诫学生：“在校要以学习为主，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要盲从。”他对当时“左派”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但有一次，当学生开展民主学潮，冲上街头，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时，他却举着小旗，义无反顾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说：“既然年轻人已经上了街，我作为一校之长，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遇到学生为此而被捕，他便积极奔走，全力营救，而且顶着当局的压力，没有开除过一名参加民主学潮的学生。1950年，竺可桢60岁生日时，浙大的学生千里迢迢上北京，给他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极为形象地概括出了他对待学生慈爱祥和的态度。

浙大西迁后，由于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很多教员生活十分清苦，竺可桢尽力帮助生活困难的教员渡过难关。1942年新年时，他全家吃的是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全部分给了困难教员。竺可桢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他兼容并蓄，不计前嫌的大度风范，为他赢得了人气，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乃至以后在学术界都叫得响的名人，像苏步青、金庸、王季梁、胡刚复、束星北等等。

在浙大，竺可桢口碑好，人气旺，并非只因为他学问高，是近代地理学一代宗师的缘故，更因为他把教授当宝贝、给学生当保姆的磊落明净的高洁人品对师生产生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赵映辉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