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燕

父亲是一名普通教师，五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受伤，造成高位截瘫，医生当时断言他活不过三年。但是，我们全家包括父亲自己都没放弃与病魔抗争，兄弟姐妹几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这个最小的女儿和年迈的爷爷承担了在父亲身边护理他的工作。

父亲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又生活了五年。这样一个全靠家人侍候的截瘫病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问我：“闺女，爸爸再也回不到讲台上了，我活在这世上，要怎样做才会对别人有点用呢？”开始，父亲还指望会有医学奇迹发生，想等身体稍好后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遭受了五年的病痛折磨，他曾经魁梧的身材现在已是骨瘦如柴，全身的器官只剩下两只眼睛是健康的，他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医生发出病危通知书时，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不想再拖累家人的他要求回家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令家人想不到的是，在办理完出院手术后，父亲居然向医生提出说：“我要捐献眼角膜！”

我坚决反对父亲捐献眼角膜，甚至和病床上的父亲发生激烈争吵，摔门而去不理他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听说儿子要捐献眼角膜，也是涕泪纵横，说：“你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死了还要把眼睛挖掉，你这不是遭罪吗？”

为了达到目的，父亲开始不吃药、绝食、沉默，以此给全家人施加压力。因为一家人的一致反对，父亲脸上绝望和失落的表情让全家人感到既矛盾又无奈：这也许是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一个愿望，如果不帮他实现，他将会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于是，奶奶召集全家人又一次聚集到了父亲床边，告诉他说：全家人都同意他捐献眼角膜。这个时候，父亲攥紧了曾经负气摔门而去这时又回到他身边的我的手，眼角的泪当即吧嗒吧嗒地滴落到地上……

一家人开始给父亲寻找需要受捐眼角膜的人。可是，我们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里没有几家医院做过眼角膜移植手术，更没有保存眼角膜的眼库，更何况，医院一下子还找不到合适的受捐人。眼角膜是很珍贵的透明晶体，人死后6小时内必须摘取，并在24小时内保鲜进行移植，就是在眼库里也只能保存7至10天，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受捐的眼病患者，否则，父亲的眼角膜一旦变质就起不到作用。一家人没有想到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竟然会如此复杂和繁琐……躺在床上的父亲在耐心等待着，我们也在为能找到一家愿意承接手术的医院而心急如焚。

腊月严冬，父亲再次昏迷了过去。在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后，他慢慢苏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他断断续续地问床前的医生：“捐献手续办好了没有？我可能不行了……这是我截瘫后唯一能做的对别人有用的事……我曾无数次对学生说，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不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我到九泉也不能安心。”我赶忙安慰他说：“你就不用担心了，正在办理呢。”最后，一家人没有办法，只得向媒体求助。但是，我们迟迟没有得到受赠机构的回应。几天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一位眼科博士成功移植眼角膜的报道，马上拿起电话打过去，那位热心的博士放下电话就跟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天，躺在家里硬板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终于等来了红十字会的捐献协议书。工作人员把内容念给病床上的父亲听：“我希望我能帮助其他的人，我死后愿意将我的眼角膜无偿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或捐献给医学机构进行研究和教学……”，父亲显得异常兴奋，他在写好的协议书上用尽最后的力气按下自己的手印后，深深地长舒了一口气，仿佛掀落了心里的一块巨石。奶奶流着泪跑过去抱紧父亲，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安慰奶奶说：“妈，别难过……儿子拖累您和全家了，谢谢您支持儿子做了一件好事。”而站在一旁的我们，则一个个都泣不成声……

办完捐赠手续不到10个小时，父亲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医生迅速摘取了他的眼角膜，当即空运到深圳，父亲的眼角膜成功地移植到了三个受捐患者的身上。

我的父亲是一个久病在床的普通人，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他的眼角膜，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自己生命中的“价值”如愿留给了他生活过的世界。我感谢我的父亲，他没有遗产，却有“遗爱”——形同“废物”的他用他的执着和坚定把爱心留在了人间，并以此教会和督促卑微如尘埃的我去努力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