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旭

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行政方略的调整。

一如人们的预期。3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表决后的决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正式任命李克强、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

4位副总理当中，除了回良玉获得连任，其他3人都来自地方，均曾至少主政两个省份或直辖市，有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李克强为辽宁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王岐山则是北京市长。

按照惯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国务院总理会回答全球新闻媒体的提问。在3月18日这一天，3位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获得连任的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回良玉一道，微笑着出现在全球媒体的聚光灯前。

地方支援中央

3位新任副总理丰富的地方主政经验，将对化解过去5年较为紧张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

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产生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几乎半年没有具体的职务表述。媒体在报道这3位高层领导人时，称呼非常简单：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政治局委员张德江、政治局委员王岐山。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3人的出镜率亦远远低于主政地方时期。

在正式任命结果出炉之前，即使媒体在十七大期间将话筒递到了张德江嘴边，他也只是笑着回应了一句话：我会永远怀念广东的!

“两会”之后，新华社并未公布4位副总理的分工，坊间亦有不少猜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副总理当中排名第一，有权在温家宝出访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他的简历中，也多出了一个称谓：国务院党组副书记。官方资料中，其余3位副总理皆为党组成员。

不过，在今年的“两会”前后，新老交替过程中，退下来的吴仪和重回中央的王岐山对媒体眼球的吸引力亦颇高。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吴仪和王岐山“受点击”的高频率，主要源自二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与临危受命的大将风度。

二人曾经在5年前一起临危受命。当时，在“非典”危机之下，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去职，吴仪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部长；王岐山则离开海南省委书记岗位，重回京师重地。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市代理市长。两天之后，在主持召开就任代市长之后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时，他就显示出了雷厉风行的性格。会议超乎寻常的短暂，只持续了半小时，王岐山就谈了一件事：防治非典。他严厉强调：“军中无戏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允许“贪污”信息，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千万不能贻误战机。

抗击“非典”行动之后，王岐山和吴仪一道，被外界封为“救火队员”。

外界认为，王岐山奉命回京“救火”，主要是中央看中了他的危机处理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能力出众，他不止一次“空降”。

1997年，王岐山突然从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任上转岗广东，出任广东省委常委，次年又被任命为副省长，主管金融。中国农业银行一位人士表示，当时主管中央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派出王岐山，目的只有一个：处理广信破产难题。

事后看来，王岐山近乎完美地化解了涉及国际130余家银行债务的这一金融风险，同时对中国金融业改革产生“示范性影响”。他在广东工作的3年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他的大将风范，赢得海外金融界的广泛赞誉。

2002年，王岐山出任海南省委书记，又逢海南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10年低迷期。在金融界有着广泛人脉的王岐山迅速咨询论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拿出了海南自行处理不良资产的一套方案，再现其超强的化解难题的本领。期间，他还说出一句让外界为之铭记的话语：低水平开发不如不开发!

相较而言，张德江主政地方的经验更为丰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主政吉林、浙江和广东。而最年轻的副总理李克强(53岁)，也曾分别主政农业大省河南和工业大省辽宁。

今年“两会”之后，中央党校另一位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3位新任副总理丰富的地方主政经验，将对化解过去5年较为紧张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

转型中的治国理念

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路线提出四年半之后，中央已经转型的治国理念正在落向实处。

3位副总理带来的另一些变化，则与时代节拍相契。

李克强，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拜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师，获得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张德江，朝鲜金日成大学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3人均属文科出身。

反观已经离开的3位前任：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吴仪，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炼油工程专业毕业；曾培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3人均属工科出身。

2004年底和2005年初，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曾经两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他当时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行政方略的调整。

刘启云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可以更多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杆进行调控。

而这一变化，在5年半之前尚无痕迹可寻。

在2002年的那个深秋，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长高超细数包括“胡温”在内的9常委简历，胡锦涛等4人出自清华，9人全部为工科毕业。

一年之后，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关口。又过了一年，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省部大员中期调整，全国8个省(区)、2个国家总局、1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发生变动，14人履新，官员转型的痕迹开始出现。记者当时曾经详细翻阅履新14人的简历，发现具有文科背景的人已达七成，从河南转岗辽宁的李克强就是其中的一个。

2006年初，中组部出台俗称“45岁县官”的人事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各级官员的年龄梯度：从县官到政治局委员、常委，每个级别之间存在5岁左右的年龄差别，梯度从45岁左右递进到65岁左右。

按照这一梯度原则，十七届一中全会上，11名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生人进入政治局。这一次，文科背景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11人中，10人具有文科学位，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甚至具备博士学位；唯一具有工科背景的，是后来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关于他的工业硕士学位，汪洋的简历上这样写着：1993～1995年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

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路线提出4年半之后，组织路线也已全面开花，中央已经转型的治国行政理念正在落向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