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自古以来，除“兵不厌诈”一语外，从来没有人公然号召说假话，但说假话者代有传人，可见重在身教，言教倒在其次。

大概在某个历史关头，大家发现真话稀缺，于是痛感说真话的必要。只是“说真话”这样一句话，还是巴金老人在垂暮之年，鼓起勇气说出来的。因为你表示要说真话，就意谓你认为假话太多，搞“瞒”和“骗”的人能不多心，不感到你要挖他的祖坟？

对于更高档的革命者，为了动员他们说真话，不说假话，毛泽东还讲过“五不怕”的道理，就是为了坚持求真，不要怕撤职，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老婆离婚，以至不要怕坐牢杀头。

这里所说的真话，是政治上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对一位绝症病人，明知其不久于人世，还是不妨安慰他，说等明年开了春，就会好起来……这属于善意的假话。

但即使是政治上的假话，也不是不可说的。

我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中，看到发表于1936年10月的《半夏小集》一则：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鲁迅此文，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说谎的人。

这就是说，对敌人——首先是政治上的敌人——是不必说真话的。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假话甚至不失为一种武器，既以防身，并以克敌。

也不一定是手无寸铁的人在必要时才可以说假话。本来“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阶级斗争如同战争，适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引蛇出洞”，屡试不爽。

赵高在朝廷上“指鹿为马”，明明是说假话，却没一个人敢说二话，他们都信吗？当然不信，慑于威权罢了。赵高不知道大家对他假话的认可也是假的吗？他又不傻，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我镇住你们了。挟持胡亥，压服同僚，一时好似稳操胜券，冷不防便生不测，山东乱起，泱泱大秦，二世而亡。

萨达姆呢，他对百分之百选票的支持率究竟是不是真信，闹不清。不过，看来他是信以为真了，因此才那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骄横跋扈，轻举妄动。他被他的党徒和共和国卫队的假话骗了，他被举国一致誓死拥护的传媒以及替他画影塑像的匠人们骗了，他被全国投票人百分之百的虚情假意骗了。他在一片颂歌声中走向了灭亡。

不但全人类有普世的价值，人类中一小撮昏君、暴君也有他们不分国界的共同性格、共同思维模式，乃至共同命运。萨达姆没读过中国的“二十四史”（更不用说二十五史了），不是“殷鉴不远”，而是“殷鉴太远”。然而天造地设，他跟敝邦历史上有些皇帝太“神似”了：光说对小朝廷里也就是“体制内”的官员们，说真话敢进言的他恨，要干掉；不说话没表态的，他怀疑，也必除之而后快；剩下的就是他的所谓亲信，惟命是从，一心紧跟，只是到了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忽然都不知所之了。

这些故事新闻，属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供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庙堂之上，谁是忠臣“文死谏”，谁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斧声烛影，喋血萧墙，对局外人来说，正是“干卿底事？”

真话即真心话，说给亲人朋友可信任的人。当然，在不正常的年代，这一点也难办到。不但是隔墙有耳，而且在所有从上到下的整肃中都要抓“知情人”，好从他们嘴里撬口供，有鉴于此，越是亲近的人，也许越不要说什么要紧的话，这才是保护他们也是自保之道。

这是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反之说真话足以贾祸的年代熏陶出来的见识。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在说真话的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应该是：谁对你讲真话，你就对谁讲真话。这是不会错的。

而假话未必不可讲，自然是对那些欢迎讲假话的人，不许讲真话的人，还有不但恨真话和说真话的人，也对保持沉默的人不放心的人。那就对他们讲假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