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当北京市大规模地拆除古城墙、城门、牌坊、牌楼时，身为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在多次劝阻、反对无效的情况下，充满一腔悲愤，对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说：“五十年后将证明我是对的。”

这句虽掷地有声却无可奈何的话，从讲出口之时就在接受着时间——这位公平的裁判师的检验。

梁先生是对新中国城市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他最值得被后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的设计；二是他对北京古城保护所提的意见方案。前一件，有国徽、纪念碑和鉴真纪念堂在，不需再作介绍；而后一件，因为历史尘封太久，并不为广大群众熟知。据不久前出版的《城记》一书记载。1950年2月，梁先生和另一位亦是文物保护专家的陈占祥先生，共同署名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上呈国家高层领导。内容是：为了从整体上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央行政区。而对老城则按照历史遗留下来的样子，悉数予以保留。

应该说，梁先生(当然还有陈先生)的这份建议，既大胆、缜密，且极富，发展和前瞻性。如果他的意，见被采纳，那么今天的北京老城，将是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芳香和气韵；新城则高楼林立，道路宽敞。

流金溢彩，呈现出现代大都会的雄伟气魄。新老两城比肩而立，交相辉映，表现出既截然不同而又浑然一体的东方文明画卷。这时我们迎接奥运，展现的将是多么漂亮、举世无双的北京啊!

然而，遗憾的是，梁先生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且随后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斗争，不但古城墙、城门和大部分的牌楼、牌坊被相继拆除，他本人亦遭到严厉的批判，说他发思古之幽情，推行封建主义的建筑思想，从而为他的人生涂上了一笔重重的悲剧色彩。

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看到大批的古代建筑遭到破坏，便不顾一切地予以劝阻、反对，这可说是梁思成被后人称道的第三件事。他最后只好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进行抗争。他先是和自己私交甚好的老朋友、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红了脸，斥责吴目光短浅，说到激动处竟热泪长流；其夫人，著名作家、建筑学家林徽因，更是当着周总理的面，说吴晗是千古罪人。当一切都无效时，他这才不惜找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声泪俱下地说了本文开始所引的话：“五十年后将证明我是对的。”

为什么梁思成会径直去找彭真呢?原来他把问题看简单了，天真地认为事情全怪吴晗，这才和老朋友红脸、争吵。后来，见事态的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才最后想到找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其实他并不知道，对古城的大拆，并不单是彭真、吴晗们的意愿，这从几年后连故宫这样的建筑几乎都被拆便可证明。现在我们知道，后来，多亏陆定一的“冒死进谏”，毛泽东才没有坚持拆故宫(2006年12月3日《新民晚报》陆德先生文)。当年毛泽东是把同不同意拆故宫，作为政治态度来看的。而梁先生阻拦拆除北京古建筑没能达到目的，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花开花谢，潮涨潮落。一眨眼，五十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忆他当年讲的话时，不得不对他的远见卓识表示钦佩。历史证明了他是对的。当然，我们今天回顾他说的那句话，不只是为了理旧账，更是为了记取教训，放眼未来。于是，我想用《战国策》中的“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来结束本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梁思成那样的先贤，也才能把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2008年4月23B《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