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

《人物》杂志要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名下，一次介绍9位当代诗人，真称得上一个大手笔。所谓“大手笔”不惟是说篇幅版面，更是说眼光、胆识和情怀。李泽厚先生在谈及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加速转型所导致的学界变化时，曾将其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若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化层面，并且更尖刻一些，也可说是“人文精英淡出，大众明星凸显”。我无意制造二者之间的对立，无非是以此描述时代风气。明星从来存在，成为风气则表明了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然而诗人（当然是指那些无负于这一称号的人）从来就不是，甚至不会、不可能成为“明星”——这事儿没什么道理，或许只能说是诗的本性使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牌的《人物》杂志一次介绍9位当代诗人，想说不是“大手笔”都不行。

而这9位（不妨将这里的“9”视为一个象征性的约数）诗人也确实当得起这样的大手笔。前些年一次和牛汉先生聊天，他认为新诗自有史迄今，最终能被证明站得住的诗人不会超过30个，其中半数以上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而被归入所谓“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又占了后者中的绝大多数。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里所介绍的9位诗人，就都出于“朦胧诗”或“第三代”之列。当然，“朦胧诗”也好，“第三代”也好，都是评论家为了言说方便的权宜概念，或诗歌史家用以断代的说法，既不足以支持或限制这些诗人的成就，也不足以彰显或缩削他们的个人魅力。他们的诗歌成就和个人魅力，当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天赋、心性与时代变化的风云际会，取决于他们各自的选择、探索与命运的相互砥砺，取决于他们对汉语诗歌发展的深刻自觉和对诗意变迁的洞察把握，最后，取决于作者、读者和诗歌本身在历史语境中互动的彼此照亮。

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是就诗歌领域而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认识这些诗人不能不互为因果与表里。无疑，没有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些诗人；反之，没有这些杰出的诗人，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或许就会变得空洞无物。或许不能说诗人们天生被赋予了什么使命，但他们确实担当和实现了某种非其莫属的使命。所谓“朦胧诗”最初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形如一个陌生的蒙面人，但是，用不着等到有关的论争尘埃落定，人们就已经普遍意识到：她其实正是审美领域内思想解放的爆破手，或是表明一场伟大的诗歌复兴运动即将和正在到来的报春的燕子。同样，所谓“第三代诗”尽管呈现为某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但正是由于经历了那样一场看上去像是单方面的、不宣而战的、通过饱和的“地毯式轰炸”而平地创造废墟的语言战争，一种符合诗歌本性及其发展需要的多元、多样的生态格局才得以基本确立。

如今诗歌史上黄金的一页似乎早已翻过，诗歌“边缘化”的哀叹也一再弹破我们的耳膜，然而，燃烧岁月的遗痕犹在，无数心血的结晶犹在，更重要的，如一个个包孕着玛瑙般成熟籽实的石榴悬挂在汉语枝头的诗人们犹在；而中国当代诗歌也早已打破了其自我封闭的僵局，成了世界诗歌生生不息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而纪念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不仅具有过去时的意义，而且具有未来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