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中，台湾的现代诗无疑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台湾，曾经有过三次民间或者学术界的十大诗人评选活动，著名的现代派诗人痖弦每次都名列其中，可见他在台湾新诗中的地位和作用。

痖弦，原名王庆麟。1932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东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8月，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随后去了台湾。痖弦到台湾后进国民党政工干校的复兴岗学院影剧系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痖弦1951年左右开始诗歌写作，1953年在《现代诗》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我是一朵静美的小花朵》。1954年10月，痖弦和张默、洛夫一起成立创世纪诗社，并创办《创世纪》诗刊，这一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痖弦出版的诗集有《痖弦诗抄》（1959）、《深渊》（1968）、《痖弦诗集》（1981）等，代表作有《秋歌》《深渊》《红玉米》等，其中《红玉米》最受读者喜爱。下面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部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

《红玉米》创作于1957年12月，是一首思乡的抒情佳作。全诗如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

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

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

以及铜环滚过岗子

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

便哭了

就是那种红玉米

挂着，久久地

在屋檐底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

那样的红玉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

和它的颜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

凡尔哈仑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

我已老迈

在记忆的屋檐下

红玉米挂着

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红玉米挂着

——《红玉米》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蒋介石发起反动“战斗文艺运动”，大肆提倡“反共文学”，整个文艺界都笼罩在一片政治的高压之下。这种高压没能阻止远离大陆的人们对亲人的思念，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思乡之情。乡愁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此时，现代派诗歌在政治的喧嚣中悄悄萌芽，继而出现大量的诗歌佳作，以思乡为主题的现代派诗歌纷纷涌现。痖弦的《红玉米》正是诗歌园地中一朵茁壮的水仙。

思乡，是所有文学母题中最为广泛的题材之一。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人一旦脱离了母体，就开始永无止期地漂流和游荡；从人的成长历程来看，也必然会有一个从全面依赖到逐步脱离、直到完全独立再沦为依赖的心理过程。因此，每个人的家乡不仅仅代表着某一个具体的地点，它是极其复杂的混合物，其中包含着年代、地域、时空等因素，还有真实与虚幻的想象等。而乡愁具体到痖弦身上，则有着更为切实的物质和心理体验。1948年，16岁的痖弦随就读的南阳中学离乡，参军后几经辗转南渡台湾，与父母一别竟成永诀。直到1992年才得以重回故土，看到的却只是两抔黄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时，痖弦这样回答当时离家的情景：

南方都市报：离开南阳家乡时，你16岁，了解天下大势吗？

痖弦：不了解，尤其是乡村青年。一出来，不是很理性地了解天下大势。老师带我们出来，我们家长也觉得跟着老师不会错，就走了。小孩子也不知道离开是多严重。家里人去送我，我还不耐烦，好像去远足一样。父母去送我时，觉得爸爸妈妈土土的。我妈妈给我煎了油饼，放在我背包上，我还凶她：“干什么吗？”回头就走了，不晓得就是永诀。到了42年后，我再回大陆，他们都过世了。小孩子时代不觉得悲伤，到中年以后越想越惨。

（南方论坛《痖弦：每个文人都该是“广义的左派”》）

这些话语听起来似乎很淡然，细细品味则能觉察到痖弦内心难言的沧桑感。这让人想起汉乐府里的诗《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垒垒……”这两者是何其相似啊！痖弦活脱脱就是诗里的那个欲哭无泪的老兵啊！而且他的这首《红玉米》里面表达出的炽烈的思乡之情，也丝毫不亚于古诗《十五从军征》的情愫。历史在两千多年后重复上演，时间在这里有了一次美妙的回旋。

《红玉米》这首诗，有着时空转换的迷宫式结构。在这首短短的34行抒情诗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就像一幕幕的电影画面一样在反复转切。这蒙太奇式的手法的运用，在外表看来，和他在影剧系学习的经历有关。痖弦在影视方面颇有心得，而且他也曾经客串演戏，并获过最佳男演员奖。但从更为深层来讲，也和他童年时代看过的南阳地方戏有关。南阳流行的地方戏有大调曲子、梆子戏等，这些地方文艺在痖弦的童年中，扮演了文化启蒙的角色。痖弦对戏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自己也承认戏剧对他诗歌写作影响非常大。余光中曾经说过痖弦的诗是“戏剧的诗”。甚至他的笔名“痖弦”也和戏剧特别是家乡戏有着直接的关系。痖弦高中时代喜欢拉二胡，二胡是南阳的地方戏中非常重要的伴奏乐器。二胡咿咿呀呀的声音，是“痖弦”的另外一种阐释。而旧时代的戏子，特别是女戏子，其一生的羞辱和心酸，痖弦是铭刻于心的。在他的《坤伶》里这样写道：“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一种凄然的韵律/那杏仁色的双臂应由宦官来守卫/小小髻儿啊清朝人为她心碎”。这首《坤伶》有着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痖弦自己潜意识的写照。十六岁流落天涯的人儿啊，在无法相认的清朝！

《红玉米》的开头是这样咏叹的：“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宣统那年”这个时间名词很刺目，为什么必须是“宣统那年”的风呢？“宣统那年”到底是哪一年呢？这自然而然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老中国的历史现场中去了。讲到“宣统”，自然就要先从清朝的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说起。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

1967年），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34年（1908）10月，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然而，宣统的年号没有保持多久，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统帝退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整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彻底终结了。在诗人那里，在《红玉米》中，帝制是和“整个北方的忧郁”相偶合的。“宣统那年的风”吹着“那串红玉米”，“红玉米”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在这里，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凝固了，定格在那个老中国的屋檐下。这些衰败的意象，在诗人记忆的深层里埋藏，就像琥珀里的凝结。诗人对于故园的记忆被生生截断在老中国的某一个时刻里，那个横截面，有着的是永不褪色的生动和呆滞。虽然诗人生在民国20年，辛亥革命成功已经那么久了，宣统也已经退位那么久了，宣统那年的风却依然在他的记忆中吹着，吹过整个北方的忧郁。

一切好像就在眼前，一切好像也从未曾改变过：“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便哭了”。“红玉米”，那么刺目而坚硬，冷冽而怆然，却是在血脉里隐藏着的虚无的暖。这些记忆里反复纠缠着的生命片断，在一次次地进入到当下的意识中，突破理智的阀阈，倔强着微笑，赧然着哭泣。里面那么多的亲人的面影，逐一浮现：“私塾先生”“表姊”“祖父”“外婆”，还有每一个镜头里暗藏着的“我”。他们彼此操着自己的道具走上场来，为“我”演出一幕幕的独角戏，“戒尺”“驴儿”“亡灵”“荞麦田”，这些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灵性，冷暖的意绪。当诗人这个主角由背后出现，听着“叫哥哥”在棉袍里面凄凉而温暖的鸣叫声或长或短；他在快乐地将铜环滚过山岗时，忘情地哭了！亲人的距离已经遥遥在望了！一切竟可以那么触手可及！仿佛从来都没有远离，犹似一些冬日的下午，洁白的大雪飘过北方的乡村，一群逃学的孩子在先生的戒尺下颤抖，这一切也都在一个美丽的少女的眼神里漾着暖暖的春情……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那种红玉米/挂着，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统那年的风吹着”，这些永未褪色的记忆，忠实于他的主人，就像他的主人忠实于相隔万里的故乡，忠实于生育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地。它属于乡村，属于北方，属于沉实的宿命。诗人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强调着，“红玉米”是存在的，是有的，一直有的，“它就在屋檐下”、“就是那种红玉米”，虽然“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没有经历过那些生命场景的人，是永远无法懂得的，永远无法想象“红玉米”悬挂的姿态和它的颜色。而时间和空间是无法回溯的，是无法真实重现的；一个人的经验，也无法被第二个人去感知，哪怕是诗人的女儿，或者他内在的灵魂的新生出的那一部分。比利时的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仑，对于中国新诗的发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里，“凡尔哈仑”应该指代诗人自己，也就是痖弦到台湾后的那个“自己”。就是在他自己的身体内部，那不同类型的生命经验依然是歧异的、冲突的、难以调和的。在这里，诗人突出了“红玉米”的姿态，它是一直“挂着”的，风吹着的。整首诗里，“挂”字出现了六次，那种悬浮的形态，没有根和边，头朝下，在北风的吹拂下晃荡的姿态，就是诗人漂泊天涯、浪荡无根的写照。然而，它的颜色是红的，是暖的，是未曾冷却的热血燃着的火焰。

在诗的末尾，出现了很奇特的一段，“犹似现在/我已老迈/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为什么说是奇特的，仍然要回到时间上来看。这首诗的最后有明确的写作日期——“1957年12月19日”。出生于1932年的痖弦，在写作《红玉米》时，只有25岁，正年轻，而在诗中却说“犹似现在/我已老迈”，这是第一个矛盾；本诗明明写于1957年的岁末，却说“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这是第二个矛盾。这样的悖论其实很容易理解，首先，这里的“老迈”指的是记忆，而非诗人本身。时间本无所谓新旧，记忆也无所谓年老或者年轻。只是因为感觉，感觉到日益遥远，难以捉摸。诗人之所以使用如此多的言辞去强调一切都还在，都不会变色，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一切都在慢慢褪色，在慢慢远离。因为新的生活正在到来，在冲淡过往的日子留下的黑白的底片。比如南方的背景，脱了乡土的根性，新出生的女儿和在自己灵魂里闪现的“凡尔哈仑”；这一切和北方的屋檐下的“红玉米”是多么格格不入啊！那些记忆虽然深入骨髓，是个体生命的最为原始的生命密码，但是，它能够一直都那么鲜明而不朽吗？诗歌的最后一节，表面看起来是和第一节、第二节遥遥相对，然而表达的情绪却是天壤之别。前面的部分非常有力、坚定；后面的部分显得迟缓、无奈。诗的最后三行是一个内嵌的结构：“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在这里，两个“红玉米挂着”，把“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一句包拢起来。“一九五八年”，那是尚未到来的明天啊，是即将要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将来，是有风吹的。无论到哪个时刻，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会有风一直吹着。然而，红玉米呢，它会一直挂着吗？谁又能说得清楚？谁敢这么肯定呢？谁有能力预测这未知的命运呢？

痖弦的这首《红玉米》，在整个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伪装性。乍看起来，好像是对称的形态，有着旧体诗的复沓之美，时间也好像在这样的复沓之中反复回环。然而，仔细去品味，却可以清晰看到内部呈现的裂纹。诗人用那么顽强的口气反复建筑起一个梦幻的大厦，却在最后一句轻轻地把它推翻了，原来一切只是建筑在沙地上，是那么松软和不可靠，是无法信任的，是不牢固的。在一种看似封闭的结构里，那些异质化因素的忽然出现，就像在一堆纸里迸现了火星，一座大堤有了细微的漏洞。它在最后的收紧中松弛，在满心的欢喜里啜泣。这样的作品，其繁复之处，不在于轻易地相信或失望，不在于欢欣或者悲怆，而在于把生命的一场大戏蕴含的所有的细节和大转折指给人看，从容而淡定，淡定而仓皇，仓皇而迷惘，迷惘而希望，汇聚成了一曲繁复的生命恋歌，在幽远的时空中凄美地吟唱。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邵艳丽，辽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