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魏晋精神 鲁迅 嵇康

摘 要：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深深打上了“魏晋灵魂”的烙印，通过魏晋士人特别是嵇康，鲁迅找到了精神的链接点，魏晋狂人的士风、魏晋犀利明快攻守有余的文风以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让鲁迅在传承中构建起了新的精神信仰，从而最终完成对国民精神的改造。

刘半农曾赠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欣然接受，鲁迅默认自己接受魏晋精神和思想的影响。确实，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深深打上了“魏晋灵魂”的烙印。鲁迅有着魏晋狂人的士风与精神，有着与魏晋“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相通的文风，其“立人”思想的形成也与魏晋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之联系。

鲁迅不仅传承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国士人特别是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对魏晋以来士人精神的现代性转换，鲁迅通过魏晋士人把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精神的反叛置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首位，通过追求对人的真正解放，构建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精神信仰、新的价值取向，最终完成对国民精神的改造。

一、魏晋“狂人”文化秉性的精神延承与影响

钱钟书曾把中国文人之狂分为两种，即忤世之狂和避世之狂。“嵇、阮皆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①然而不管是阮籍免祸的“避世之狂”，还是嵇康招祸的“忤世之狂”，他们身上的“狂”已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的缩影，是在一个政治极端险恶而在思想上又极度寻求自由的时代所造成的本性极度张扬的具体体现。魏晋士人们只有通过“狂”的方式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能体现作为士人阶层的独立人格，从而表现出其内心的极度苦痛。

鲁迅对“狂人”有着独特的情感和眷念。为了颠覆这旧的传统与礼教，重建新的现代的“立人”的价值体系，鲁迅以一种非理性的精神执著地从传统血脉中寻找走向现代的精神因子，从传统中去寻找根据与源头。六朝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再加上其师章太炎对魏晋文学的力倡，鲁迅自然而然地把魏晋作为其寻找根据的源头，企图通过对过去文化“狂人”的呼唤，来摆脱笼罩中国文坛几千年的“瞒和骗”的阴影，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自然，魏晋狂人嵇康与阮籍也就成了鲁迅所关注的对象。他不仅为嵇康和阮籍开脱毁坏礼教的罪名，而且，鲁迅前后二十余年反复校注《嵇康集》，如果不是内心深处对嵇康抱着深刻的同情与理解，不是想在魏晋这位“狂士”身上找到其所苦苦追寻的根据与源头，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会去做此类纯学者型的工作。

鲁迅的“狂”，狂在他敢于否定过去的所有一切，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来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批判与争斗。在鲁迅看来，过去的一切传统，只是实现文化革新的一种资源、一种可以借取的手段，而并不构成维护其自身生存的目的。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后一项邀请一些名人开书目，鲁迅在被邀之列。然而鲁迅的回答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中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显然，这些“狂人”之言论，当然引起了当时人许多的攻击。

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单纯学人的眼光，而往往是以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切。在他看来，中国过去的文艺只是“瞒”和“骗”，作为一名思想启蒙者，鲁迅付毕生心血于人的解放，因此，他从中国几千年的由权威和迷信所构建起来的儒家的实用理性的价值体系入手，以狂人般的勇气来扫荡这一切不合理的体系。“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并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②由此可见，这是何等的思想文化启蒙的“狂者”气魄。

魏晋士人之“狂”带着对现实的无奈叹息，而鲁迅之“狂”则表现了其抗争的理性与韧性精神，凸显出对现代文明的“自由”价值，特别是精神自由价值的认同与执著的追求。在他们“狂人”的文化秉性中，我们都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秉性和精神风骨的延承和内在影响，而鲁迅的“狂”带上了其独有的“现代性”精神特征，而这也使中国传统士人之“狂人”秉性在他那里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

二、“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文风的影响与传承

章太炎在其《国故论衡·论式》中说道：“魏、晋之言语，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形成了“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文风。而嵇康的论说文集中体现了魏晋文章析理与文辞并重的特点，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论说特点，更是后世论说文的楷模。

嵇康文章以其独特的观点和严密的论证以及奇丽酣畅的语言成为魏晋文章中的上乘之作，亦是“魏晋风骨”的极好诠释。在其论说文中，嵇康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进一步展示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他公开发布“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等极端激烈的“悖逆”之论，在他的文字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执著求真、天性无束的精神。在正始这个无序的时代，嵇康承受着心灵的无比压抑和伤痛，在其放浪形骸或野逸自得的形态下，体现的却是独立精神的追寻和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可。他在其文风中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秉性和精神气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后继者。

在现代文坛上，鲁迅以好立异说和“善骂”而著称。有人这样评介鲁迅后期的文风，“较之前期诙谐之文，委婉，曲折，清隽，深长之意度减少了。只余了两个字，曰：峻洁。”③而刘勰称嵇康文风“清峻”，钟嵘称其“峻切”，而“峻”正是章太炎所说的“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文风的集中体现。

鲁迅的作品能冲破一切之束缚，给人以强烈的自由感，表现出了其思想上、艺术上无限之创造力。鲁迅的《狂人日记》即以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及独特的体式而独步文坛。《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作品更是以其特有的冷峻之笔调表现出其独特的思想。在鲁迅的作品中，诗歌、杂文、散文、小说这些不同的文学体裁往往相互渗透，鲁迅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变革着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这和嵇康式的“师心自用”的写作方式不无关联。

鲁迅的杂文能以其反常规的思维，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他在杂文中的分析和论断是对常规思维的挑战。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大杀革命党人一事，当时有人认为其不该“错杀党人”，而鲁迅在其《〈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却又有了自己的分析，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继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一结论足以震醒众多还在对袁世凯做着希望之梦的人们。鲁迅正是用其反常人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发人之所未发，每一处都可谓是振聋发聩。在他的杂文中，鲁迅用其老练的文笔和魏晋式的辩驳力，抓住对方要害予以致命打击，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不容其有一隙可乘之机。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鲁迅的文章，思深力遒，酣畅淋漓，特别是其杂文，更是纵横千古，形式活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这种文风的形成是其与当时那个黑暗现实抗争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内心世界中对独立精神追求的体现。鲁迅的独立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独立人格和独特思考上。可以这么说，正是鲁迅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并能在现实中保留他的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他才需要以其匕首投枪式的文章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从嵇康到到鲁迅，魏晋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文风得到了很好继承与发展，而鲁迅从魏晋文风中继承了他们对独立个性追求的文化秉性与精神气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把这种文化秉性和精神气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有效的链接，并身体力行，积极投身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建设中。

三、从“越名教而任自然”到“任个人而排众数”思想的发展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与当时虚伪礼法相抗衡的最强音。“越名教而任自然”出自嵇康的《释私论》，其中这样写道：“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在此，嵇康是借君子之说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即人应该从被虚伪束缚的生活中挣脱出来，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返回到真实自由的生活中去。而在《难自然好学论》这篇文章中，嵇康更是以犀利之语言抨击当时虚伪的名教。“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日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这样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性的觉醒。

鲁迅说魏晋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文学的自觉必源自于人性的觉醒。正是准确地抓住魏晋时代精神的特点，才有了鲁迅对魏晋士人特别是对嵇康的偏爱，并终赋予魏晋精神现代性特点。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是对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承继和超越，在其《文化偏至论》中集中阐述了其“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就其“个人”与“众数”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因此，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是其过去对中国国民性病根思索的成果，因此，要解决病根当务之急便是“任个人”，即解放个性，“立人”也因此成为鲁迅一生为之努力的方向。鲁迅站在“立人”的高度，通过“启蒙”和“批判”两种途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从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不管在鲁迅的小说、散文还是杂文中，我们都能看到其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揭出病苦的过程也正是其疗救和启蒙的过程。鲁迅通过其批判的眼光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一系列普通国民，从对他们种种劣根性的揭露来引起世人的注意与思索，最终达到“立人”的理想效果。

如果说魏晋士人的思想主要还是从个人身世坎坷经历上萌发出来的，那么，鲁迅则更着重在思想文化的批判，通过对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痼疾的寻找与解剖，发现“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真正价值所在，从中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个性解放、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执著追求。

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与鲁迅之间个性、文风和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心灵与精神的营养，形成了独立之个性、独特之思想，他们都以大胆狂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实践着对自由生命的追求，而鲁迅更是通过魏晋士人，把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精神的反叛置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首位，通过追求对人的真正解放，构建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精神信仰、新的价值取向，最终完成对国民精神的改造。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陈蘅瑾，文学硕士，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

① 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3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第217页。

③ 徐梵澄：《略说“杂文”和〈野草〉》，《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