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件小事》 车夫形象

摘要：“车夫形象高大”是《一件小事》的推崇和否定者的共同出发点，其实小说中车夫形象并不是“高大”，其形象“高大”只是“我”的瞬间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一件小事》不是被过分拔高，就是被粗心否定，造成了对小说的种种误读，以致其独特的艺术蕴意至今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新时期以前关于《一件小事》的否定和推崇的意见，已有学者做了疏理①。但是，学界对作品仍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知道，王富仁先生以其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下简称《综论》）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对鲁迅的小说进行了阐释，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点。其“镜子说”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开拓了鲁学的新局面，极大地推动了鲁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向前发展。而对于《一件小事》，《综论》认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完全可以没有《一件小事》，没有它，丝毫不会损害鲁迅前期思想的深刻性和历史高度。”②近年，也有学者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堪称伟大。《一件小事》之于鲁迅大抵如此。”③当然，推崇者更是不乏其人。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考察，可看出他们都认为小说中车夫形象是“高大”的，但涉及这个共同点相关的论述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解读现象：推崇者不用多说，下面这位论者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论述就很有代表性：“……人力车夫的高大形象, 使知识分子‘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升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④而持否定意见的王富仁先生则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高大车夫”与“我”的思想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因而是不可比的，鲁迅把不可比的两个对象并置比较，结果导致文本在情感的张扬和对自我的剖析上显出不和谐欠自然的结果，言下之意车夫“高大”乃作品之败笔。⑤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否定者则认为鲁迅写车夫的“高大”是一个启蒙者的策略，他说：“一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对民众的信心而贬低民众，这既与他的启蒙初衷相悖，同时也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更何况作为思想启蒙者的个体的鲁迅，这种极度的悲哀是无法承受的。面对这种欲进不能，欲罢不能的两难境地，他只能抑制住悲愤的情绪，在适当的情形下调整自己，在某些时候竭力肯定民众。”但“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对勇气和希望的浪漫自信，恰恰相反更在于他面对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所呈现出的作为思想和艺术巨人的真诚而坚定的人格力量”。由此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堪称伟大。《一件小事》之于鲁迅大抵如此。”⑥看来，要想很好地揭示《一件小事》的艺术蕴意，对车夫形象的重新考察是首要的工作。

一

叙事文本都是叙述者对叙事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在《一件小事》中主要有两种叙述加工：一是改变时序，具体说就是先叙述事故的结果：“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接下来再叙述事故前的情况：“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千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显然，这些情况是在事故之前发生的，现在被放在事故后叙述，目的主要在于要把事故前的情况作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来叙述，以便确定事故的责任。二是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叙述加工。老女人的速度应该不是很快，快的是车夫，但在叙述中是“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向车前”、“突然”、“横截”都强调了老女人出现的突发性与无道理，这里的叙述加工是渗透了老女人不该如此的意向和对老女人的厌恶之情。如果换作老女人来叙述，也许就会强调车夫因为拉得快，对路况注意不够，等到发现她，慌忙让道停步，但还是挂着了她的棉背心，将她拉倒在地。接下来的一句便进一步开脱了车夫的责任：“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千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车夫不仅无责任，似乎还应该得到老女人的感激。⑦

“我”的叙述加工把事故责任完全推向老女人，从而完全开脱了车夫的责任。“我”的叙述，有着鲜明的主观色彩，离事故真相有相当距离，不能被引述作为证明车夫“高大”的证据。车夫的“高大”没有任何客观事实真相做支撑，这一点，看我们下面对事故的“还原”叙述就非常清楚了：

“我”坐的人力车，不知何故带倒了一位老女人，“我”认为老女人没有跌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催车夫快走，车夫却放下车子，扶老女人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你怎么啦?”，老女人说：“我摔坏了。”“我”建议他马上拉车离开，他却马上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

从这里看，老女人倒地以后，车夫的做法对于任何一起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不管是否有责任）来说都是正常的，也是恰当的——如采纳“我”的建议拉车离开就有肇事逃逸嫌疑。车夫把事故交给巡警分驻所裁决，只能说他是一个想把事情弄清楚、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人，这完全是一个普通车夫的正常行为方式，根本无“高大”可言。很多评论者认为车夫形象“高大”是轻信了“我”的叙述，把加工过的叙述当做事实真相接受了。

当然，有人会说车夫的“高大”本来就是文本中“我眼中感觉”的形象，和客观真相的确没有关系。是的，“我”看着车夫扶着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时，确实“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二

请看文本。

小说开头是概述与议论：“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我”的“看不起人的坏脾气”在“小事”中有十足的“表演”。“事故”发生时只有三个人，“我”当然不会看不起自己，而对仅有的其他两人：车夫和老女人，“我”都是看不起的。在“我”眼里，老女人是一个故意撞车、假装受伤的“坏蛋”；车夫是一个甘当“冤大头”的“昏蛋”。其实，对“我”而言，看不起别人是表象，根源是过于高看自己。这一点，在“我”对“事故”的叙述中有具体的展现。“我”叙述时，显得事理明白、是非分明，大有“我”看到的就是事实，“我”讲述的就是真相的架势，隐含的“我”是一个视己如苍穹、视人如草芥的形象。俗话说“言为心声”，“我”的叙述中隐含着的形象正是“我”内心自我形象定位的流露。其实这在小说开头就有所呈示：“我”在“六年中耳闻目睹若干国家大事”之所以都淡漠得“不留痕迹”，只是“教我越来越看不起人”，其内在的原因必然是认为那些参与“国家大事”者不如“我”、没能达到“我”的程度。于是，“我”越来越发觉自己的价值，发现他人与自己有大差距，越来越倾向于高看自己、俯视他人。“我”的自我形象定位也好似在这期间得以形成和巩固了（“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当然，这种自我形象定位其实是虚幻的、孤芳自赏式的，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国家大事”，只是“耳闻目睹”而已，既然没有参与，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比参与了的人高明呢？我自认为比别人高明只是自我的虚像，这种虚像一旦受到现实的冲击，是很容易如泡影般破裂的。果然，遇到“小事”时，这虚像就轰毁了。轰毁的原因是在“小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小说展示了“我”感受到这种心理落差的全过程：在“事故”发生之初，“我”自以为比别人看得清楚透彻：老女人是装腔作势、咎由自取；车夫是“多事”、“自己惹出是非”。然而，“我”却始终被冷落，根本没被当回事：车夫不理会“我”的意见，老女人始终瞧都没瞧“我”一眼，而巡警处理事故也不咨询“我”的看法……“我”到这时才猛然发现：“我”在事件中原来是如此的不值一顾！这使“我”顿悟在自我形象定位和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我”自视甚高，而别人却对自己不屑一顾。由此“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导致了内心自我形象定位的被怀疑和遭轰毁。因为内心形象定位就是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必然要在两个层面上才能最终形成和巩固：一方面是自我心理投射层面；另一方面，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层面，亦即探讨人的归属问题。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自我只存在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⑧“我”的自视甚高纯粹是“自我心理投射层面”上的基于自身的“自我”，没有他者的认同，找不到归属感，“我”原本就是虚像没经确证的自我认同必然被怀疑和遭轰毁。

不仅如此，在“小事”中，“我”对他人的形象定位也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如前所述，“事故”之初我自认为识见高人一等，然而处理“事故”时，车夫没有听取“我”的意见，而是把事故交与权威机构去裁决，这本来极为正常的处理“事故”的做法，但是在“我”眼里，却成了极其崇高的行为。这时的“我”定然会觉得车夫“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 须仰视才见”。因为此时车夫的形象在“我”眼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仅不再是一个“昏蛋”，而且不是一个“常人”了——成了一个以善对恶、以德报怨的“高大如神”之人。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它使“我”对他人的形象定位也坍塌了。

这样一来，“我”霎时遭受到双重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是感受到自己并不高大，别人对自己不屑一顾；一是感受到他人并不“渺小”。这种感受来得太迅猛、太强烈，在心理上的感觉无异于一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 刹时高大了, 而且愈走愈大, 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 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异样”的感觉，就是内心大翻转的瞬间心理感受。此时“我”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都塌毁了，陷于了没有“自我”的精神虚空状态：“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没有“自我”的虚空只能是暂时的心理状态，“我”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找回“自我”，下面的行为正好透露了“我”急切找回“自我”的内心冲动。在听完巡警的话后：“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很清楚，这一大把铜元隐有“奖励”和“裁判”车夫的意思——这又把自己居于了表扬者和裁判的高人一等的位置——那个高看自己的“自我”挣扎着要回来，但是“我”马上对此进行了反思：“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在此，“我”开始了对“事故”本身的反思。“以前的事”指掏钱前的事，“姑且搁起”并非不去想，而是有待于更深的反思，单就掏钱行为，“我”反思的结果就是既不能“奖励”车夫，也不能“裁判”车夫，“我”实在不明白自己掏钱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回答自己。”这里，透露“我”对车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车夫在“我”心目中不再“高大”。原因很简单，假如“我”还认为车夫“高大”的话，当然能够“奖励”和“裁判”他——即使不对巡警言说，也能够在内心作出裁决。“我”彻底否定了内心的这两种冲动，根本的原因是“我”对“事故”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它并非如“我”当初所想的责任全在老女人，车夫也许有责任。这样，车夫的行为就是常人行为，车夫的形象就回到了常态。而“我”也由此认识到自己思想眼光的极端主观和片面：“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就隐含有“真是不敢想啊！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的意思。如此一来，掏钱的行为失去了“奖励”和“裁判”的理由，成了纯粹的下意识里的找回“旧我”的行为，但行为动机马上被“我”反思和怀疑了。如此看来，“一件小事”的确“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了。

“旧我”坍塌了，“我”必定要对“自我”重新定位。此后，“我”一直没有停止构建“新我”的努力：“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小事”后两年来“我”一直在竭力构建新的“自我”：“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等就是明证。“几年来的文治武力”“我”都忘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新我”虽然没有在“文治武力”中建构起来，但在“小事”的不断提醒下，“我”不停地“惭愧”和不断地“自新”……这是一个挣扎着要建构“新我”的交织着痛苦、勇气和希望的灵魂。

综上所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只是“我”的瞬间“感觉”，这种“感觉”源于“我”对他认识上的巨大落差，由开始看不起他到视他为“高大如神”之人，但在“我”对“事故”的反思中，车夫的行为及其形象在“我”眼里都恢复了常态，“我”也由此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武断。

如前所论，“车夫形象高大”是《一件小事》的推崇者和否定者的共同出发点，既然文本中车夫的形象并不“高大”，对作品的推崇和否定就都失去了言说的基础，那么，《一件小事》又该如何重新评析呢？对此，笔者拟撰专文论述。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科研课题“文学主体学与现代小说叙事学研究”（编号：04C62）。

作者简介：李定春（1971-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① 参看李煜昆编著：《〈一件小事〉研究述评》，《鲁迅小说研究述评》，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第344页。

②⑤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第200页。

③⑥ 靖辉：《怎样看待〈一件小事〉——兼与李靖国先生商榷》，《名作欣赏》，1999，第4期。

④ 刘中树：《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的创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第5期。

⑦ 参看刘祥安：《话语的真实与现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⑧ 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