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默

我们是傍晚从酒泉挤上车的，现在正往兰州方向驶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与常老。硬席卧铺车厢已经满员，幸好，从乌鲁木齐开出的这趟列车给酒泉站留了几张卧铺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交涉，打着“常书鸿”的牌子请他们帮我们搞到了两张。这一年是1968年秋。

读者千万别想着凭“常书鸿”这三个字在那时还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兰州治伤，必须看住他，不能让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的。

自打“文革”一开始，常书鸿先生便被揪了出来，天天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劳动。毕竟60多岁的人了，挖不动土，扬不起锨，便改任帮厨，每天在厨房洗菜择菜。

但“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那是1963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宁，由于原来所在的单位建筑设计室被撤销了，所以当了中学老师。有一次忽然读到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达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无上的崇敬。尚达在巴黎学了10年油画，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艺术的魅力感到非常惊讶，决心提前回国。1943年他从重庆奔赴敦煌，创建了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终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顾难以在这个偏远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坚守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