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天祚　苏　峰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逝世32周年。虽然周总理已经故去多年，但他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无私无畏、德服天下的高尚品德，却始终为亿万人民怀念。

我从1956年开始，一直参与国庆群众游行的筹备和组织工作，1964年调到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北京市大型群众活动的组织工作。因此，我有幸与周总理接触，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聆听周总理的谆谆教导。现将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如实记下，以表达我对总理历久弥坚的缅怀之情。

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

艰苦朴素勤俭治国

周总理艰苦朴素、勤俭治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全党的典范。他用餐十分朴素，每餐两菜一汤和二两米饭。有位服务人员第一次给周总理端饭时，大师傅已经把两菜一汤(素炒油菜薹、肉末炒雪里红、菠菜汤)和米饭放在托盘内，可是他还不端走，并问大师傅：还有什么菜?大师傅说：没了，总理每餐就是两菜一汤，每周还必吃两次粗粮。

我参加周总理召开的会议，每到吃饭的时候，周总理都与大家吃的一样。假如赶上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用餐，每人一碗汤面，四个豆沙包。那时我才三十出头，参加会议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周总理饭量小，常常吃不完，就让我吃，并说：你这个年轻人帮我吃两个吧!有时周总理在飞机场送走外宾后，赶不回去吃饭，就在机场餐厅用餐，与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早点吃稀饭、面包片和几盘小菜，非常简单。

周总理不仅在大事上，在小事上也一向严格遵守中央规定，坚决反对搞特殊化。1961年全国正在困难时期，中央规定开会不招待茶。有一次周总理开会回来问工作人员：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来的?工作人员说：是我叫服务员给的。周总理又问：钱给了吗?工作人员说：已叫服务员记上账，下次一块付钱。周总理又说：现在已有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有卖茶的。工作人员又讲：你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周总理加重语气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是困难时期，人民生活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得了什么!

那时人民大会堂在喝茶问题上的习惯做法是：开会时，在会议厅门口服务员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已包好的一小包一小包茶叶，每包一角钱，谁要喝茶，进会议厅前先交一角钱，服务员把茶沏好送到谁的座位上。如果你不交钱，就送去一杯白开水。总理喝茶也同样是自己付钱。

我还看到总理开会时，都穿着他的蓝棉布中山装，布面已洗得发白了，一看就知道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裤腿很肥大，大概是建国前后制作的，总理仍在穿着。

虚怀若谷容忍大度

总理的博大胸怀、宽宏大度，人人皆知。特别是对反对他的人，总理不但不反感，反而热情对待，耐心做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接见外地在京的红卫兵8次。记得我们为了筹备其中的一次接见，起草了十多条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口号比较长，为了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定语和形容词。比如有一条口号本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修改后为：毛主席万岁。

口号一发下去，有的红卫兵不理解，误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接见的当天，有3000多名北京的红卫兵到天安门造反，还企图冲击毛主席要接见的红卫兵队伍。他们从西边过来，我们得知后立即组织解放军把他们挡住了，没有影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队伍。但事情发生之时，我们没有及时向总理报告，我本想接见结束后再向总理汇报。

当时，可能是有人告诉了总理，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把我从天安门前的指挥室里叫到城楼上去，询问情况。我心想这次出大问题了，见到总理时首先要做检讨，并虚心接受总理的批评。但未料到，我上了城楼见到总理，还没等我开口，总理就用和蔼可亲的口吻对我说：“小倪同志，此事不怪你们年轻人，但出了纰漏，不管是谁的责任，都要及时报告，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总理当即指示，调用公共汽车把造反的红卫兵接到工人体育馆，由总理亲自向他们做工作；并指示我：“不要到工人体育馆去，把口号事件的整个经过写一个详细材料，晚上送给我。”我按照总理的指示写了材料，当晚10点多钟送到总理的办公室。总理的亲切教诲，虽然寥寥数言，却使我终生难忘，时刻激励着我工作要更加细致认真。

当天下午，红卫兵被接到了工人体育馆。总理打算去工人体育馆接见这批造反的红卫兵，亲自做他们的工作。可是这批红卫兵不同意总理出来接见，他们提出无理要求，说要让江青来接见。在场的同志听到此事都非常气愤。

但是，总理却很有耐心，还对我们说：要派人去做说服工作，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派人做了工作，这批红卫兵才同意总理接见他们。总理对这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了两个来小时的工作，才把他们说服，他们返回了各自的学校，终于使事态平息下来。

从此以后，我们吸取教训，以后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都由周总理审定口号，再印发下去。总理亲自把关，也就没再发生过口号的问题。

平等待人平易近人

与总理接触是一种精神享受。他和蔼可亲，让人如沐春风。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就拿总理与人握手来说，也与众不同。

我多次参加总理主持的会议，发现总理每次到会场时，总要和与会的同志握手，给人以热情、亲切、诚恳和温暖的感觉。总理的握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力地握着，而且持续到对方表现出要松手的神情时为止。他握手时总是目不转睛地凝视对方，非常专注。

总理的记忆力非凡超众。凡是同总理打过交道的人，即使仅仅是一面之缘，他也能记住你的名字和所在单位，对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也不例外。我第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会议，作了自我介绍。第二次参加会议，总理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非常感动，心中更是钦佩不已。

总理有很强的民主作风，不是个人说了算。他最不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在研究工作和讨论问题时，如果有人说，完全拥护总理的意见，总理就不高兴，并批评说：如果我的意见都正确，那么开会干什么!开会就是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意见，不要只讲赞成、拥护的话。

我多次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周总理从不在开会初始，先讲结论性的意见。他总是先听取大家的汇报和意见，特别对有些不同意见听得更仔细，然后再作指示。指示之后也不是马上散会，而是继续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有时还一个一个点着名地问，还有什么意见吗?等到大家都表态没有意见了，才宣布散会。他主持的会议总是很活跃，从不冷场。

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

严格要求细心指导

周总理既掌管国家大事，着眼宏观和未来，又注重细节，不忽视细微之处。就拿周总理十分关心的迎宾工作来说，他的指导就非常细致。总理要求我们的迎宾队伍不仅要热情友好，而且要各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过去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都会在飞机场组织群众迎送，在市区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这项组织工作由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具体负责。

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在迎接队伍中的群众都是手持两国国旗和杂色纸花，从夹道欢迎队伍的开头一直到末尾都是同一种形式，色彩单调。周总理提出要求后，我们发动群众想办法、出主意，逐步得到了改进。

改进后的外国元首的夹道欢迎队伍，一直从建国门或东单路口、南池子南口开始，经东西长安街、木樨地再到钓鱼台国宾馆东门。从夹道欢迎队伍的队首处。组成喇叭形状，两侧摆放八面大鼓并排列小乐队，队伍前排群众手持花束，后排群众手持彩旗，上空悬挂欢迎来访国家元首的大型横幅标语，使外宾车队一进入夹道队伍，就能感受到欢迎场面之大、欢迎气氛之浓。夹道欢迎的队伍被分成若干个部分，群众手持不同色彩的花束，有的部分的群众手持红色花束，有的部分持黄色花束，有的部分持紫色花束，有的部分持粉红色花束，等等。每隔几百米调换一种颜色，形成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场面。同时，手持物品的形状也各不一样，有的是彩带，有的是花球，有的是花束，有的是花环，有的是两国国旗，等等。

在夹道欢迎路线比较开阔的地方，还视情况组织群众文艺表演并用鲜花组成“欢迎”字样。在天安门广场则安排专业文艺队伍表演各种民族舞蹈。在新华门前、木樨地和钓鱼台国宾馆东门等处，安排业余文艺表演和小乐队。在南长安街南口、西单路口等处用鲜花组字。在夹道队伍后排群众手持彩旗，夹道队伍上空横挂两国国旗和彩旗，使欢迎场面具有立体感。同时群众高呼“欢迎”、“欢迎”的简短口号，声音整齐洪亮。外宾车队进入夹道欢迎队伍时，形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起伏、翩翩起舞、花束跳动、彩旗招展的场面。群众的这些努力给外宾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宾对此赞不绝口，称赞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中国真是礼仪之邦。达到这种好的效果，都凝聚了周总理的心血。

周总理还十分关心夹道欢迎时的天气风向。有一次夹道欢迎一位外国元首，当天上午，周总理突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是什么风向，工作人员被问愣了，不知周总理为什么问起风向来。工作人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询问了气象部门，得知了当天的风向，报告了总理。周总理又指示工作人员，立即将风向告诉北京市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指挥部。我们接到电话后，非常感激总理的细心关怀。

总理为什么把当天的风向告诉我们呢?因为每次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外国元首时，在夹道路线都安排燃放鞭炮，同时还要根据夹道欢迎当天的天气风向来确定燃放的位置，要在与风向相反的方向燃放。这样使鞭炮的烟雾能随风散去，不会呛到坐敞篷车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

周总理想得如此周到，促使我们的工作更加谨慎细致，确保万无一失。多年来，我们组织过许多次夹道欢迎时燃放鞭炮，从未发生过烟雾呛到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事故，这也是周总理细心关怀的结果。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周总理是最讲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他要求我们对外宣传也要做到实事求是。周总理曾说：你们做外事工作的同志，向外宾介绍情况时，不要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成绩、缺点都要讲，要放手让外宾看我们好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地方。好、中、差是客观存在的。

外宾来京参观，都由我们北京市外事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北京郊区公社社员家庭，我们事先挑选了生活条件较好、住房较宽敞、思想文化水平较高的社员户来接待西哈努克亲王。被挑选上的户都做了准备，对周围未被选中的一些社员户，只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没让他们做什么准备。

到了参观的那一天，当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下车后，我们正准备带领他们到已准备好的社员家参观时，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他们领你去的社员户是事先早已安排好了的，我们到事先没有做准备的社员家里去看看。”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到没有做任何准备的社员家里。参观之后，因为反映了社员家庭的实际情况，效果也不错。

说实话，过去我们总希望让外宾参观的社员家庭是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因此，在参观路线上往往是绕道而行，常常要绕过较差的社员户。此后，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接待水平，从原来的择选户绕道参观，逐步做到开辟整片的社员家庭，让外宾随意参观，放开让他们观看。这样做，参观的效果更好，外宾也更满意。

关爱群众无微不至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全国有近1000万红卫兵先后到北京串联。负责这么多人的吃、住、行是个大问题，同时我们还组织了8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型活动，这一切工作都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和具体指挥的。周总理对红卫兵的活动考虑得很周到。就拿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工作来说，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

当时，我是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直接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询问得非常具体仔细：问组织接见红卫兵队伍的密度，每一平方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龙头，红卫兵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是怎么安排的，等等。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最后，周总理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

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队伍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从上午10点开始接见，到下午3点，红卫兵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指挥部叫到城楼上去，询问我：现在还有多少红卫兵尚未通过天安门广场，如果全部通过还需要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队伍已通过了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的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红卫兵太疲劳，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我今天的接见就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作了结束的安排，红卫兵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的驻地。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红卫兵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些红卫兵们都想多看看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那么行进速度就会很慢，接见的时间就要延长，这样就会增加红卫兵的疲劳。为此，周总理提出要求，怎样减少红卫兵疲劳，行进速度能快一些，接见的时间能短一些。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采取了用汽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坐在大卡车上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这样做，速度倒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的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形式，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快。我们最后一次共组织了380万红卫兵，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高瞻远瞩着眼未来

周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但对小事还非常重视，能以点见面，以小见大。记得1972年秋，国家体委在北京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际体育比赛，并在工人体育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有国家领导人出席，还邀请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在京的外国专家出席，但没有邀请在京的外国留学生。当时，在京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700余人，由我们北京市外事办公室负责管理。

外国留学生从本国驻华使馆和本国来京的运动员那里获悉在京举行隆重开幕式的消息，纷纷要求参加开幕式活动。为此，我们向国家体委提出了希望能邀请外国留学生参加开幕式活动的建议。但是，国家体委有自己的考虑，未予同意。

当时，我们束手无策，又临近举行开幕式的时间，外国留学生要求参加开幕式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周总理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接到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应让外国留学生参加开幕式，多做工作。

这个批示很快就转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及时通知了我们，邀请外国留学生参加开幕式，并发给了开幕式的入场券。外国留学生观看了开幕式上各种精彩节目表演后，心情激动，反应强烈，效果甚佳。有的留学生把被邀请参加开幕式当作是一种荣誉，纷纷打电话、写信告诉自己国家的亲人，使这次活动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通过这件事，使我们深深地领略到，总理远见卓识，站得高、看得远。他不认为这些外国留学生是学生身份，而是认为这些学生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代表着各个国家感知中国的方方面面，邀请他们参加开幕式，也是向世界宣传中国，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后来得知这些外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有的当上了政府部长；有的成了高级外交官，派到中国当驻华使馆参赞、公使甚至当大使；有的担任了他们国家的总统和总理的高级翻译、秘书和保健医生。这对发展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更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这些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学习、生活了三四年，或五六年，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有着较深的感情。我曾于1985年以北京市高等教育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了非洲一些国家，见到了原在中国学习过的留学生，他们对我们代表团非常热情友好，有的留学生得知我们要访问他们的国家，从数百里之外赶到机场欢迎我们代表团。我们还听驻外使馆的同志们说，这些留学生，对推动他们各自国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十分热心，对我国使馆的工作给予很大帮助和支持。

永留人间的周恩来精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总理工作的繁忙举世闻名，国内外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都这样说：“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忙、工作最多、睡眠最少、最辛苦的人。”邓小平同志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说过：“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周总理在重病期间还一直忘我地工作。我记忆中非常难忘的一幕，发生在我参加1974年9月30日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因癌症动过几次大手术的周总理，抱病出席国庆招待会。他的出现，让我们非常激动。

周总理在讲祝酒辞时，尽管他已经非常消瘦，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手上布满了一道道皱纹和一片片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么苍老、疲惫，可是他的体态依然挺直，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人们为他的到来欢声雷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

他的祝酒辞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多字，却被大家真诚而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许多次。祝酒辞刚讲完，会场就爆发了空前热烈的掌声，久久未绝。

祝酒辞讲完，总理走下主席台，向外宾敬酒。招待会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总理一直坚持到招待会结束，才离开宴会厅。

据统计，1974年1—5月，总理以76岁高龄的重病之躯，在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中，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天数有9天，14—18小时的天数有74天，19—23小时的天数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天数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内，总理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见和谈话57次。

春蚕丝尽风范人间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人民的总理怀着造福于人民的许多美好憧憬，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虑和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离开了我们。在遗体火化前一天的下午3点，我怀着十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了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

当时的情景、悲恸的心情真是永记在心!已经看到周总理遗容的人，有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甚至晕倒在地；还没有看到周总理遗容的人，则小声抽泣，我也是其中的一位。

当我走进停放周总理遗体的房子时，看到房子很小，总理的遗体脚向着门，头朝里。在棺木脚前摆放着邓大姐自制的花圈，上款写：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小超哀献。

这是最后的见面，我用心地看着、端详着，恨不得把这一幕刻画在自己的脑海里。虽然经过整容，但明显看得出周总理已经骨瘦如柴，颧骨突起，头发已不是1974年我们见到他时的花白，而是已经全白了。周总理穿的是一身旧衣服，是穿过多年的灰色派力司夏衣。

周总理的个人魅力和光辉形象名扬世界。周总理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门前降半旗致哀，这是非常罕见的事!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未为任何人下过半旗，唯独周总理。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演讲：“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这番话反映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中国的友好，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无比敬重，也反映了周总理的个人魅力和高尚品格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征服了全世界人民。

责任编辑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