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驹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浙江改革开放初期的亲身经历者，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浙江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情况，真是感慨万千。30年来，中共浙江省委始终沿着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从浙江实际出发,不断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在实践中敢试敢闯、创业创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浙江这个人口多，土地少，资源也不丰富的一个沿海小省，在“文革”中经济发展不断下降、财政连续七年赤字、经济社会陷于严重困境的穷省，逐步发展成为经济总量、城乡居民收入都名列全国第四位的经济大省。到2007年底，全省GDP已达到18640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54倍，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20577元，增长50倍，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8265元，增长54倍。

三十年来浙江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解放思想是实现解放生产力的先导，是我们实现从“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人民生活从多数贫困向基本小康转变的重要法宝。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浙江改革开放的今天。

（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浙江同全国一样，人心大快。省委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多次召开会议，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

但是，到了1977年上半年，听到“两个凡是”精神的传达，多数干部又增添了一些担心。有的同志说，“两个凡是，早已如此，不是新话”。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能不能出来工作，斗“走资派”是否还要斗下去，大量的冤假错案能不能平反？此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数干部表示赞成；也有些人认为是“砍旗”的谬论。邓小平同志最早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在他还没有恢复工作时，就向党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他恢复工作后，首先抓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当时，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学习讨论，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和省委书记李丰平同志带头发言，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震动和推进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解放，明确了如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此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强调必须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我们明确认识，思想解放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经济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遗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要闯出一条新路，首先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有关政策。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推动思想解放，研究如何从改革开放中找出新路。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条是抓党内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一条是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整党的决定后，浙江省委迅速作了传达贯彻，并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把“清左、破满、唯实、创新”作为指导全省整党的工作方针，用以解决省委自身、省级各部门和地市党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在统一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王芳同志代表省委带头作了对整党问题的认识和检查，并提出整改的措施。省委认为，过去对“左”的影响估计不足，系统地清理不够，该否定的没有彻底否定，如文革时期的派性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清除。在所有制问题上，把“一大二公”、吃“大锅饭”都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商品生产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等等。把过去那些“左”的理论、政策当作正统的社会主义，加上作风上脱离群众，对“左”的危害缺乏切身之痛。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直在反右，使人们心有余悸，怕犯错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大波折，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大都是吃了“左”的苦头。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在组织建设上，清“左”主要是纠正那些压抑埋没人才，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进一步落实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把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在新老合作、交替过程中得到实践和锻炼；把一批专家、学者放到省、地市领导机关和科技、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使他们的能力和积极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与此同时，消除派性，清理积案。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派性的人，认真进行清理，彻底消除两派的派性。对“文革”中发生的600多起重大派性事件和100多起较大的经济犯罪案件，依照法纪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对3000多名党员分别作出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等处分。另一方面，对“文革”中发生的冤假错案继续清查处理，先后为那些“浙南叛徒集团”、“勾结美帝、蒋匪通敌叛国”等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为那些文革以前错划为右派的干部彻底平反改正。通过这次大清理，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更加认识到，解放思想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才能从“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这次组织整顿工作，对于我省管理体制改革也起了很大作用。八十年代，省委确定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对外窗口推进对外开放，同时也认识到县域经济、中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中小城镇是日用小商品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重要基地，也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因此，省委、省政府对一些不合理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全省普遍实行地、市直接领导县（市）的管理体制，但对县（市）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任命、管理和县（市）级财政，仍由省里直接负责、统一安排。这样做，便于干部交流，发达地区的干部可以到欠发达地区任职，山区县（市）的干部也可以到沿海县（市）工作。县（市）一级财政由省里直接管理，可以全省统一调剂，推进县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当时，省里确定了10个重点县（市），重点扶持其发展工业和优势农业；又确定了8个贫困县，由省里的部门和发达县（市）挂钩结对扶贫。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省管县（市）的体制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不仅有利于在全省范围内调动和交流主要领导干部，更快地推广各地成功的先进经验，也大大推动了县域经济、块状经济和中小城镇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全省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先富带后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省委就开始抓农村改革。那时安徽省小岗村“承包到户”的经验，已经开始介绍推广，但是干部中认识很不一致。到1979年9月，中央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普遍推广安徽经验，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不同意承包到户，省委内部也有争论。对此，我也到过绍兴、慈溪等地农村进行了调查，找了一些农村劳动模范、农村基层干部，与他们探讨。谈起包产到户，他们都表示摇头和怀疑，有的干部发牢骚，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退到解放前”。但在温州、台州等地，不少地方干部和农民是赞成的。在新昌、仙居、永嘉等地，因过去搞过包产到户，有些县区和基层干部受到过处分甚至坐牢，至今仍有怨气，他们要求先平反，再推广包产到户。

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指示。他强调先搞试点，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一开始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要通过实践检验让大家看。“中央的政策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要好得多。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我们按照这个指示，要求各地都搞试点，不愿干的可以不干。经过试点，效果很好，人们的思想转弯了。这样，经过二年多的时间，浙江同全国一样，基本上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有的承包到户，有的承包到组，还有的承包到合作社，广大干部群众也看到了实际效果。通过总结经验，大家逐步认识到这是个体制改革问题。过去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一切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吹哨上工，敲锣收工，要你干啥就干啥；想多养几只猪、鸡，干点私活，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在分配上又实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这种体制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就能调动起责任心和积极性，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发展多种经济。从1982年中央下文件，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到1984年，全省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已经占到农户数的99%，粮食、棉花的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农村和城镇又冒出来很多经营各种行业的专业户和联合起来的小企业，出现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局面。

对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开始时省委尚未引起重视。到1984年我们重视了，就作出统一部署，把它作为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在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了一批富余劳动力。而浙江人多地少，一直有外出务工经商、走南闯北创业的习惯，在手工业、建筑业等方面能工巧匠为数不少。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浙江省委就十分重视乡村工业的发展，称为社办企业。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作过调查，提出人民公社可以办加工工业，并以江华、林乎加两人的名义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发展社办企业。毛主席对此专门作了批示：“这是人民公社光明灿烂的未来”。那时，在许多地方办了一批社队企业，但在文革中就陷于自流状态。到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有的社办企业逐步活跃起来，又新办了一批乡镇企业。有的是家庭经营和亲属、朋友合伙经营，也有集体和个体联合的，还有的试办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特点是敢闯敢试，敢于创新。还有一批手工业者外出闯荡市场，四海为家。当时，上海和浙江的城市中，有些企业更新设备，就向农村乡镇企业原价转让旧机器，派“星期日工程师”、退休工人帮助技术辅导，用城市的资源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广阔门路，造就了一批农村能人和企业家，推动了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1988年1月底，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到浙江时，我和沈祖伦同志向他汇报了1982年到1987年五年间，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从200多亿增加到600多亿，增加了二倍多，而浙江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占到全省工业产值的2/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一倍多。他高兴地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民的创造，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也有争论，认为个人办的或联户办的企业，是私营企业。特别是对温州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争论更多，赞成的人称之为“温州模式”，是新的经验和创造；反对的人认为，“温州模式”是单干、是搞私营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国营企业也反对乡镇企业发展，认为乡镇企业是在挖国营企业的墙脚，质量低劣，浪费原料，污染环境等。当时市县领导也确实没有对污染问题引起重视，如电镀、印染、化工等企业，对农村和城镇都带来了污染，群众反映很大。后来，市县领导看到问题严重，开始对污染问题抓紧整治。但是有些地方依然不重视，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应该说是一大教训。对发展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争论，省委的态度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敢试、敢闯，在实践中检验，争取时间干，也允许人家看”的指示精神，积极支持和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比如，温州乡镇企业（后来称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在支持和反对的争论之中不断发展的。温州地区是全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举办了多种类型的产销结合的专业市场，依靠十多万购销大军面向全国，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由于发展很快，又走遍全国，引起全国不少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注意，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如费孝通等专家就认为“温州是小商品，大市场，利国利民，大有发展前途”。也有些人认为“温州模式”“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会搞投机倒把，侵吞国有和公办经济”；说“温州模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方向性错误”。“苏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当时中央领导赵紫阳、万里都来过浙江。我陪赵紫阳去温州视察，他看后，认为温州人多地少，部分人离开农业去搞多种经营，这是必然的，但如何发展，可以考虑在温州搞试验。万里副总理对温州经验完全支持。此后，又听北京来的同志讲，邓小平也讲过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轻易否定，也不要争论，要在实践中检验。省委书记王芳亲自带一个十多人的调研组，去温州作了十多天的调查，然后经省委研究，决定在温州搞个试验区，既不要自称“模式”，也不要泼冷水，起草了一个报告，请中央批准在温州建立一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要求温州市委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创造出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相互合作、协调发展的经验，把相互合作和竞争变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报告最后由王芳同志签发，中央也批准了这个试验区，可惜1989年北京风波后，就不了了之了。

总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其中也有少数人品质较差，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但多数乡镇企业能够在国家没有投入、集体缺少积累的困难条件下，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对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搞活流通，增加国家税收，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城镇集贸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从南到北，从温州的苍南、平阳，到台州的黄岩和金华的义乌，在不少城镇和农村，开办了各类农副产品和加工产品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各类集贸市场的发展，搞活了流通，启动了小城镇建设，繁荣了城乡经济，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城乡集贸市场发展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群众发展集贸市场予以积极扶持和正确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和繁荣，就是其中一个范例。义乌的老百姓有鸡毛换糖的历史传统，许多人走南闯北，外出经销日用小商品。改革开放后，这些人在当地自发地兴办了地摊市场，在公路边、在街道旁摆摊，影响了交通和市容。开始时，县委要下决心取缔，这些经营户就到当时的县政府上访、吵闹。时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放开市场，大胆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政策一放开，建在公路两旁的市场一下子繁荣起来，摊位也逐渐增多，直接影响公路交通，堵塞现象十分严重。1983年，我去温州，路过义乌，当时的县委要求省政府能批准改道，在城外建一条新的公路，把老公路让给市场。我回到杭州后，就与沈祖伦同志商量，同意公路改道，帮助解决市场拥挤问题。这就是当初非常简陋的市场。此后，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升级换代，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小商品商贸城。义乌会发展这么快，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现在，“义乌经验”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中央党校、省委都专门组织调查组，研究、总结义乌经验，对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城的发展历史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认为义乌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国家投资缺少的条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小商品市场起步，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之一。同时义乌重视以商强工，以商强农，科教兴商，统筹发展，推动了农村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和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实践，使我认识到，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只要正确引导，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坚力量，它要合理使用和保护国家的重大资源，发展能源、交通，推动科技发展，并在市场中起调控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力。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

（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的对外开放也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有了很大的起色。1984年3月，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14个沿海港口城市座谈会，浙江的宁波、温州两市名列其中。当时，中央对这些城市给予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如逐步扩大利用外资审批权、促进对外贸易、加强老企业技术改造、发展旅游等方面的政策。

国务院为了加强对宁波市对外开放的领导和指导，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宁波经济开放协调小组，由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先为副组长，以及由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等部门和浙江省、宁波市的负责同志共同组成，并聘请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为顾问，共同推进宁波市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浙江省委研究了宁波对外开放的部署，首先是充分利用宁波深水港的优势，大力开拓海陆空三方面交通运输和辐射全国的综合运输网，同时积极发展临港工业和滨海工业及能源工业，尽快把宁波市建设成为华东地区一个重要临港工业城市。小平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宁波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认为宁波有二大优势，一是宁波帮，二是宁波港。1984年8月他提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亲自在北京会见包玉刚，为包玉刚捐资创办的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等等。1988年1月，小平同志以84岁的高龄到浙江视察时，仍然关心询问宁波北仑港的建设情况，问到包玉刚先生捐资办宁波大学的情况，还问到包先生投资办钢铁厂的情况。当我说到包玉刚主张利用英国、德国几家外国公司的投资来办钢厂时，小平同志说，可以利用外资来办厂，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共同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我们也要学会对外开放。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项目，就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我们应该让他们有利可图，这样才有竞争力。

温州是浙江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早在1957年2月，国务院就批准温州港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初期，省委对温州港的要求是建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出口工业基地。但因温州交通条件较差，除东面临海港口发达外，周围山区多，公路不能直达，没有机场、铁路，交通不便。温州人自称只有水（死）路一条。因此必须组织更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搞好港口、机场和公路、铁路建设。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浙江考察，研究浙江的对外开放问题，由我陪同从宁波到温州。温州市负责人提出迫切要求解决海陆空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问题。经过商议，赵紫阳同意先抓海运口岸建设、机场建设和公路（桥梁）建设，对金温铁路建设，可以暂缓一步，应该先计算一下有多少批量货物必须铁路运输，需要多少财力，再作决定。对这一点，温州的同志还对金温铁路未能批准不满意。此后一直到90年代，金温铁路问题才得到解决。赵紫阳还讲了宁波、温州都要充分发挥在外华侨的作用。温州和宁波在外的华侨、华裔各有十万多人，每年侨汇很多，1985年，温州市收到的侨汇占全省侨汇的1/3。他们还利用侨汇创办了一批鞋厂、服装厂、五金、化工、印刷、人造大理石等企业，对繁荣市场和发展出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省委、省政府按照国务院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指示，推行了外贸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有力地促进了外贸收购和出口的大幅增长。到1987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8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13.7亿美元，占80%。同时，先后在台州、嘉兴、湖州建立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每年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帮助城镇、农村的企业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也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国外发展，建立在外国的基地。宁波、温州等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开放以及外贸体制的改革，带动了全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式经济转变。这是我省对外开放的良好开端。

（四）

1989年7月，我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这是非常突然的。因为省委换届后，我已退出书记的岗位，被选为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6月份，中央组织部来电，要调我去北京中央党校工作。本来我已到离休之年，却又被调到党的理论教育第一线，几曾告退不成，只好应命。

那时，正在北京学生风波刚平息不久，国际上苏联、东欧政治风波也日趋严重，负责校内工作的只有我和邢贲思两个人。后来，又请来苏星同志。开始时，想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稳定学习秩序，保证师生正常上课学习。但效果不甚好。我就到教师、学员中了解情况，觉得北京风波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党校师生思想上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向哪里去”？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从北京到上海，理论界、新闻界都有些人强调反和平演变，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在党校也有些学员批评温州模式，说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中的谈话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再次申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此后，中央党校收到党中央发出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后，就把它作为省部级学员和教师的学习资料，大家在学习中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向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和驻京中央各部门、各省市主要领导同志，谈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学习和召开党的十四大的准备。他说：“最近，经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对计划和市场、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要大家认真考虑，选择一种提法。最后，他亮出他自己的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交待我在党校省部级学员中开展认真讨论，并对选择的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我在中央党校组织的学习讨论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一是破除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陈旧概念。马克思未讲过这个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先搞了一段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计划，此后，又提出要改为“探索”新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国家计划。可是不久，列宁就去世了。斯大林就改变政策，高度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和权力，用于国防战时需要和重点建设，使苏联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迅速促进了工业化。此后，斯大林就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一种定论。其实，计划经济的提出，是二战前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向墨索里尼提的建议，认为市场变化无常，经常要发生经济危机，必须由国家统一计划和执行。后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采用战时计划经济。二战后，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科尔奈写了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对东欧几个国家的计划经济分析得很深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不想得到投资和赢利，也没有一个政府不想得到投资和政绩。投资饥饿症成为普通现象，一旦投资减少或失灵，就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讲的很深刻，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能较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一大二公”的概念应该修正。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更快发展，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还指出，在发展生产力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是对于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的区分也有了新的理解。市场经济有动力，能够调动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也有盲目性和只重视个人或本单位利益的片面性，容易忽视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必须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宏观调控的手段来为国家强盛、社会公平和人民生活服务，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和扩大差别、互不协调的行为。实行市场经济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扬长避短，相互兼容，惠己惠人，双赢多赢，这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

（五）

1999年离休后，我回到浙江，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仍时常关心中国和浙江的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经济总量列全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占全世界第一位。浙江经济总量列全国第四位，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平均数都是第四位，在发展速度上可以说已经走入全国的前列，但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和差距，应该按照胡锦涛同志对我省提出的三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在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三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争取走在全国前列。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我认为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方针和继续开拓前进的武器。新一轮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那些不科学的发展方式和不正确的思想作风，使各项建设能够真正取得实效。

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如何切实做到“以人为本”。记得1983年1月，小平同志来浙江时，主要是研究江苏、浙江两省到上世纪末时要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总的要求是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反映在人民生活水平上，要求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是个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的水平。他介绍了苏州的经验，一是人不往外跑，乐于在当地干活；二是人均有20平方米左右住房；三是中小学教育普及了，当地政府拿钱办教育；四是家里几大件也有了，如电视机、自行车等；五是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人的精神面貌有大变化。这套奋斗目标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现在有些干部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政绩指标，GDP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增加多少，城乡人民总收入多少，而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民生问题，却不是很重视，对收入较低的群众和困难问题，对落后的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也知之甚少。当前，又遇到物价上涨，如何使广大群众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第二是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今年的通货膨胀不同于过去，是美国次贷危机阴云不散，引发全球的通货膨胀。也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和能源、各种原料价格上涨，导致我国沿海省份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出口都十分困难。各级党政领导应该十分重视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和保护。除了有违法乱纪行为外，都应该保护它们的生产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用贷款、减税等手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度过难关。要支持他们创新转型，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水平，开拓新的市场。中小企业是我省的优势所在，是我们要保护和依靠的生产力基础。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才是符合科学发展的实践。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一批能够克服困难、扭转局面、敢想敢干的优秀干部。第三是农业方面要大力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努力保证农民种粮不吃亏，在粮食增产后收入能有增加。今年早稻丰收，农民本来指望价格提高，但是，由于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人工工资上涨，粮食价格提高难抵成本的提高。这直接影响粮农的积极性。建议国家在粮食收购价格上和粮食补贴政策上，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使国家政策真正有利于农民，落到实处。要用工业化的理念，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逐步使农业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组织化管理。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大胆试验，培育和扶植一批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现代高科技生态农业的先进典型。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不停顿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