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灵

2008年1月，麒麟村。

出重庆城一路向东，经过大约3个小时车程，可以抵达长寿区麒麟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高速大巴、乡村小巴、私人摩托。这个季节是当地农民一年当中最悠闲的时光，农民们往返于城镇与乡村之间，采购冬季所需的物资。

小巴摇晃在乡村公路上，一位农民一上车，便与售票员喋喋不休地争论——车费究竟该是5元还是4元，既而争论迅速升级为争吵。其他人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无人上前劝阻。后排的两位同村人若无其事地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今天给家里老头子买了3盒药，一下子花了80多元，“好贵哟”。

车窗外的土地，大都进入了“冬歇期”，呈现出一片苍凉的土黄色。在这片人心活络而现实贫弱的土地上，农民们正在承受社会底层代表着“弱势群体”的相对贫穷。当然，他们还不是中国最贫穷的人，这里也不是中国最贫穷的山村。

如何解决广袤土地上，占据着大多数人口的富裕问题，已经困扰这个古老的国度数千年。而今天，这个叫麒麟的山村，也许即将拉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大幕。

破题

余银成站在村委会前的院坝里，皱巴巴的衬衫，蓝布裤子，皮肤黝黑，典型的农民形象。

61岁的余银成是长寿区石堰镇麒麟村的农民。从2006年3月起，他有了一个新身份：重庆宗胜果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家里的3亩多承包地，是他的“股本”。

现在，老余家的土地上种满了一种叫“晚熟默科特”的柑橘树。而在几年前，由于儿子媳妇长年在外打工，每年农忙时节，家里那3亩多地的农活，就成了他和儿子心头的负担。余银成说：“在农忙的时候我都叫他们回来帮工，我一个人种不了，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耽误工作，车船费、旅差费算下来不划算。”

其实余银成遇到的问题，在麒麟村很普遍。2005年以前，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忙时节又都要赶回来，耽误的工时、路费加起来的“损失”起码是上千块——而一亩土地的粮食收成也不过几百块。

在很多农村，土地成了既不赚钱又不能丢的鸡肋，严重地束缚着农村劳动力。

2005年底，村里提出了一种新的合作办法：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一家果品公司，农民们以果品公司的名义在这些土地上统一种植柑橘，成熟后再统一销售出去。

“土地入股后，我们什么都不管，年底还能分红。”余银成说，现在除了和老伴一起料理自己家的田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照顾孙子身上。老余算了一笔账，等到种下的果树成熟了，每亩地每年至少可以从公司分到2000元的红利，比种粮食的收人多出了一大截。

公司在拿到土地后，进行统一经营，反过来再聘请村里农民到公司“打工”，发放工资。没有了家里土地的后顾之忧，村里的青年都可以外出务工，每年的打工收入就有上万元。而那些“留守”农村的老人们，帮助公司看管果园、浇水施肥，做一些轻体力劳动，每年还可以挣两三千元的“霉花钱”。等到柑橘挂果的时候，还可以享受“股东”分红。

土地流转、果品公司，外出打工、土地分红，每户农民都享受着两份收入，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现在麒麟村人面前，一步步兑现着他们走向富裕的梦想。然而，余银成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我们拿出祖祖辈辈都在上面耕种的土地，确实心里有些七上八下。”

土地演化为资本，村委会变成公司，一开始，麒麟村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不过，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中间却要经历太多的坎坷……

杨君的烦恼

麒麟村的故事，起源于一家澳门企业——恒和集团。这家国际知名的水果进出口公司，在2003年陷入了困境：柑橘溃疡病在世界各主要产区泛滥，公司的柑橘业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于是他们开始谋求在无疫区建立自己的水果生产基地。这个地方便是重庆。

一开始，恒和集团在重庆选择了长寿、江津、奉节三个区租种农民土地，发展柑橘种植，并在重庆成立了恒河农业科技公司进行统一管理经营。

然而，让公司经理杨君头疼不已的麻烦事接踵而来。

最初，杨君认为租种农民土地这种方式有巨大的优势：利于规范管理，能够全部按照标准化的技术实施，果品质量完全能符合国际市场要求，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全控制果品回收，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不过杨君很快便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农民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我现在只要一接到示范园那边的管理人员给我打的电话，就头疼。干了那个项目我就开始失眠。”杨君说。租了农民的土地，按时付租金，按照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一切都应该解决了。但实际操作中，企业却与农民的摩擦不断。

村里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全部土地都租给了企业，他们自己可就没有任何土地了。收了租金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到示范园来打工。“我把地都给你了，我没有菜吃，所以还要到租给你的土地里种一点菜吃。”当杨君第一次听到一个村民讲这番话的时候，差点背过气去：租出去的土地，还要在上面种菜?

一家种了，随后，另外一些人也跟着种。“那些高大的农作物会挡住阳光，影响柑橘幼苗的生长。”面对田里那片高大的玉米，杨君特别无奈。

在示范园里，把土地租给别人，农民再去打工，农民往往会有敌对心理。“反正你们是大公司，有的是钱，多拿一点算什么嘛?农民就是这种心理。”尽管没有大矛盾，但是杨君还是花了很多精力来处理小摩擦。

用工的问题也让杨君很头痛。平时柑橘苗要打药、施肥，需要用工，正常20个工人就够了。结果一下子来了40个人，不肯走。“农民说了，我把土地都给你了，不行，我们必须都得来做工。”最后只好40个人都用了，分成四组，轮换着来，但是因为这样毫无延续性，肥施到哪里。都记不清。

更让杨君哭笑不得的是，一户农民的祖坟就在示范园大门旁边，他非但不肯迁出去，还运来一大堆条石，把它修成了一个大坟包，顿时风景大煞。

其实杨君的烦恼，代表着整个农业经济的普遍问题：像过去那样交给农户自己打理，由于规模分散、效率低下，农民普遍积极性不高。有人曾经打趣说：“现在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还不到一亩，在这不到一亩的土地上，就算种黄金也致不了富。”然而农民又离不开土地，就算租给了公司经营，他们仍然“念念不忘”。

杨君不得不开始考虑：与农民们有没有更好的合作方式?

偶然创造历史

历史性的变革往往开端于偶然。而麒麟村的命运转变，是从一个饭局开始的。40多岁的余安全，是麒麟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因为脑袋比别人灵光，不安于自家那一亩三分地的粮食收成，余安全早年就做起了贩运水果的生意。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他又在村里租了一些地来种植枇杷，

并在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再后来，余安全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麒麟村的村长。

2005年9月的一天，余安全的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位是重庆市长寿区的农业局副局长兼柑橘办公室主任苏治泉，另一位则是20多岁的小伙子——杨君。

苏治泉也有着与杨君相似的烦恼：柑橘是长寿的特色产业，但原来几乎都由农民一家一户地分散种植，每家就种10多株，种上了，基本就不再去管。一年过去，很多橘苗长势不好，甚至死掉了，就算挂果，质量也很差，在市场上根本卖不上好价钱，更不要说像恒河公司那样出口国外了。

苏治泉与杨君这次相约到各个村镇一边考察，一边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吃饭的时候，苏治泉认为，继续以租赁农民土地的方式搞下去，成不了什么气候，想让农民把土地集中起来搞。

“那就让我们村来试试吧。”饭馆老板余安全在旁边搭腔，虽然没种植过柑橘，但是余安全直觉这里面有文章可做。

麒麟村土地流转的计划，就在这次饭局中被敲定：恒河公司统一负责提供树苗、技术，以及果品收购与销售，余安全负责集中村里土地、成立公司管理苗木、与恒河签订产销合同。

可是，要让农民拿出手里的土地，又谈何容易?当天晚上，余安全以村长的名义把农民们集中到村委会坝子里。

在昏暗的路灯下，余安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们“入股”，一边细细地给大家算账——如果种粮食，一亩地的收成除去肥料、种子等成本，收入不过300元；如果种柑橘。按照恒河公司每斤1 3元的协议价格，年收益至少在1500元以上。

一动不动的农民们，开始交头接耳算起账来。动心了。

一开始，余安全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决定先搞个200亩看看效果。可村里人的热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下子让他感到了压力：头一批要求人股的农民就达到了500多户——500多亩土地的土地证，迅速在余安全的办公桌上堆成了山。

“这不是开玩笑，我们这些村干部，家就在村里，这个事情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跑都跑不掉，到时候怎么跟老乡们交代?”事到如今，又能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干!

以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成立公司?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工商局却犯难了：没有先例。余安全为此四处奔波，最后由区委书记拍胸脯保证，当地工商局总算给批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规定：公司股东上限是50人，而村民股东有508户。这次，余安全采取了一个灵活的做法，让村民选出26个股东代表。每亩土地加上村民交的每亩300元“现金股”，折价5500元入股。接着，余安全又以公司名义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50万。

2006年3月3日，宗胜果品股份公司正式成立，余安全任董事长。2006年底，再次扩大集中土地的面积，又有700多亩土地入股。

一场土地资本化的革命，在这个山村悄悄地展开。与农民捆绑在一起数千年凝固不变的土地，终于化身成为流动的资本。

梦想照进现实

然而，农民的命运总是那样多舛。余安全说：“你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农民在农村，办一个农业公司有多难!”

资金，是他要面临的最大一道坎。由于国家对农业是没有无息贷款的，从国开行贷来的50万，每个季度都要支付8000多元的利息。这1200多亩柑橘树种下才1年半，50万贷款就用去了30多万，柑橘要成熟挂果产生收入，还得等到后年。要给“股东工人”们发工资，还要买化肥、农药，明年一年怎么办?

余安全只好自谋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经济作物，青蒿成了他的第一目标，这种作物好种，而且前些年行情相当火。余安全与一个私人老板讲好3元的收购价，一下种了200亩。可是到了去年下半年，青蒿价格急转直下，看到对方也亏得血本无归，余安全只好以1.5元的低价处理掉了这些药材。之后，余安全只好改种土豆、丝瓜、南瓜这样价格稳定的短期经济作物。

资金缺口依然巨大，他又打起了建养鸡场的主意。用余安全的话讲，他这次是“借鸡下蛋”，盖鸡舍的砖瓦水泥、鸡仔饲料，全是他以公司名义从别处赊来的。他与对方讲好，等他的养鸡场开始赢利了，再还钱。

余安全计划养2万只肉鸡、3万只蛋鸡，这5万只鸡，承载着公司来年的流动资金。

农民们的文化程度，是另一个让余安全头痛的问题。由于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去了，在余安全的“董事会”里，只有3个人在50岁以下，许多人大字不识一个。这样一来，向这些农民灌输恒河公司所要求的利一植技术与质量管理标准，成了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按照管理流程要求，必须要做田间记录，很多人字都不会写，怎么做?”说到这里，余安全一脸苦笑。

2006年夏天，老天爷再次跟麒麟村人开了个玩笑。2006年7、8月份，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这时，新种下的柑橘幼苗才长了不到半年!急红了眼的余安全把全村人都召集起来：“这个公司是你们自己的公司，这些树苗是你们自己的未来……”

全村股东都行动了起来，那一年，几乎没有人知道，在重庆这样一个偏远山乡里，上百名老头老太婆大规模艰苦抗旱15天——15次烈日下的奋战。这些50、60岁的留守村民，像小伙子一样肩挑背扛，靠人工挑水到各个园区给树苗浇灌。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余安全来到蓄水的池塘边，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流泪了：62岁的陈祥云正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时不时用手掏出堵住抽水泵的淤泥，在离他不远处的田坎上，还摆放着半包没吃完的饼干……

这个夏天，麒麟村的2万株树苗只死亡了不到200株，而周边的三个村，50％～60％的橘苗干旱枯死。

尽管有无数难题摆在这些农民面前，但这些朴实的人们仍然在坚持，因为他们心中憧憬着将来。

希望的田野

2008年1月，重庆的冬季。寒冷的夜里，50多岁的公司“监事”左腊生孤独地坐在果园一个棚子里守着苗木。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看不见这些已长到半人高的橘树，但他愿意和橘树呆在一起。“余安全说了，我们这个公司不是我们中间哪一个人的，家家户户都有份，所以我们公司的成败，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付出。”在麒麟村人的眼里，把土地租给其他公司老板，利润是别人的。而现在，这里的利益是大家的。

按照余安全的计划，后年，村里的柑橘树就该挂果了，一株树可以挂10斤果，那么一亩地可以产出500斤，利里的1200亩柑橘园就总共可以结出600万斤果子。按照与恒河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最少有500万的收入，有了这笔钱，公司应该就可以维持下去了。如果公司运行正常，那么他们还可以期待在下一年，下下一年……有更多的收成。

“你问我有没有想过现在做的事情，对自己的家乡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这人没多少文化，当初根本没想到这和国家搞的城乡统筹、农业产业化有什么联系。”余安全说，“只是我们一代代人都生活在这里，从没离开过。我只是想在我这一代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土地上做一些文章，让村里人今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在临别之前，余安全对记者憨厚地笑了笑，充满了希望。在广袤的乡村，这样的希望正在萌动，那是一个农民的梦想。

编辑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