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余

“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喝”，《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喜欢用柯勒律治这句话，形容信息过剩时代人们的处境，对应到书业，就是“无书可读”。其实，就每年奔涌的出书量，光读那些经典的再版书，就知道这句话不是事实，但它又似乎构成了一种心理事实，代表了挑剔的阅读者选择的困惑。

那么，在文学评论家眼中，已经逝去的2007年文学出版界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2007年的长篇小说没有特别惹眼的和引起争议的，似乎状态平平，但仔细检省起来，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相当不少。与前几年比，并不显得逊色多少，可以说是在平稳发展之中有着平实的收获。”著名评论家白烨说。

2006年中国文坛曾上演了各种文学的闹剧：“梨花诗”、“文学死了”、“文学垃圾”、“裸体行动”，还有各种口水战……但2007年的文学界“在平静中走着它自己的路，走着它该走的或只能走的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2007年的文坛波澜不惊，与2006年的喧嚣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文学界的人更为明白了，文学不是靠花架子，不是靠搞行为艺术，还是要靠作品，靠文字的书写来壮胆。文学走在边缘的路上，走在穷途末路上，这就更要有勇气真正面对困境”。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2007年文学依然沿着新世纪文学形成的主脉络在走，市场经济的自由法则越来越深地渗入文学创作各领域，“作家大胆地描绘现实和历史的各个领域，纵情地剖析内心的隐秘，无拘地进行艺术实验，涌现了不少精彩文本，文学总体上是繁荣的”。

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

陈晓明把王朔《我的千岁寒》的出版看成是2007年动静大的文学事件，他说：“王朔这本书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搞得莫名其妙，这部作品的文体让人界定起来犯难，它是长篇小说吗？是中篇小说的汇集吗？是散文吗？这是个超文体，也是一个超文本。如果从善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王朔已经不能忍受常规的书写，说故事，耍贫嘴，瞎调侃，玩幽默，这些路数都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他要一种极端的书写，对于书写，王朔已经老而弥坚，爱之愈深，那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他除了以其顶礼膜拜的极端来书写，别无他法。于是就有这样面对禅宗的写作，把写作变成一项参禅的行为。当然，王朔随后又有《致女儿书》，那又是一本奇特的作品，王朔现在是要把写作向个人经验的奇异性方面进行到底。”

除王朔外，今年不少名家又有新作或续作登场亮相，白烨认为“这些作品都保持了作家的已有水准，并在一些方面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变化与创作进取，这是今年长篇小说的重头戏”。张炜的《刺猬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池莉的《所以》、格非的《山河入梦》、阿来的《空山2》、李佩甫的《等等灵魂》、许春樵的《男人立正》、关仁山的《白纸门》、贾平凹的《高兴》、叶广芩的《青木川》、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张者的《桃花》、麦家的《风声》、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都令他兴奋。

在雷达看来，《高兴》的主色调是无处不在的现代性乡愁和无往不遇的沧桑感，“刘高兴是个新角色；《刺猬歌》依然坚持寓言化特色；《风声》展示了另一种‘生活，为当下文学格局增添了新的元素，提升了文学的想象力水准；红柯《乌尔禾》在天空、大地、神话、历史之间徜徉，字行间流淌着原始的诗意和生命的张力；《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作者曹乃谦据说很受诺奖评委青睐，一束短篇写温家窑风景，文字简洁，图景苍凉”。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我叫刘跃进》是2007年真正重要真正有分量也是真正有进展的作品。他说：“刘跃进绝不仅仅是写到底层。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上等人和下等人，尽管生活境遇不同，但他们的精神状况是差不多的。《我叫刘跃进》打破了过去先定的道德优越性，即底层人物一定是好的。像刘震云这样的写法，重新拾起了我们自鲁迅以来现代文学的传统。不管是上层也好，底层也好，都是要真正地关切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关切我们精神上的病。”

“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会有一些作品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市场没有充分关注到但是却很好的长篇。”李敬泽认为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是相当优秀的一部长篇，“她选择的路径很独到，写一个赤脚医生，从文革一直写到现在。医生这种身份是非常独特的，在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都很具象征意义。冯唐的《北京北京》也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是对我们共同熟悉的那段经验的展示，凑巧的是他写的也是医生。”

还有一些作品以自己的独有风采构成了2007年长篇小说的另一重收获和另一种风景。白烨说：“一些作家，或因为多年积累，或因为初涉长篇，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锐意与新意，很让人刮目相看。”“盛可以的《道德颂》，这部在传统眼光看来是写女主人公陷入不怎么道德的婚外恋泥淖的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推心置腹的省思，反而向当下的婚恋现状发出了严肃的诘问。储福金的《黑白》，作品以陶羊子几十年的跌宕人生为线索，层层递进式地写出了这个天才棋王的人格精神，抒写了博大精深的围棋文化，而围棋的理念、精神与意蕴，又水乳交融地融化在了人物的性格和民族的命运之中。徐坤的《野草根》，在一个生于底层、长于底层的草根女性的命运转折中，对于女性的爱情和人生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独特的表现。李师江的《福寿春》，由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出出人物行止，连缀成底气十足的生活原色和人间气息，包含在家长里短里的人情世故，在乡间村野上演着种种人间喜剧。这类作品中，值得关注的还有陈行之的《当青春成为往事》、雪夜冰河的《无家》、徐化芳的《脖子》等。”

谈到成绩，陈晓明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好好学学德国同行的经验。前段时间陈晓明读了一本德国的小说集《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他说：“读这本小说，一直有一种凉到背后的感觉。”他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集，汇集了德国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作家的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那种小说经验表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还在展开，特别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叙述人和叙述视点运用得非常出色，几乎每个作家都强调叙述的作用。”读了这本小说之后，他感觉：“中国作家的作品总是写得太实、太透、太重。德国的作家能够写得那么轻，写得那么虚，不去写透，这才使它们更具有文学性。”他建议，“中国的作家应该读读这本小说集”。

底层写作是热点

底层写作是2007年文坛的一个关键词，关涉生存、人性、乡土、时代、人民等许多重大问题，备受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

李敬泽认为关注底层民众仍然是文学写作的热点，他指出：“这一年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来自底层的带着底层生活经验的作家出现。而无论是刘震云、贾平凹还是孙惠芬都是从不同角度写到了底层人物，也许他们认为底层作为切入点，有助于更有效地更有力地去综合观察表现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

“《高兴》与《我叫刘跃进》有异曲同工之妙。”陈晓明说，“《高兴》写的是拾破烂的农村男人与妓女的爱情。这个关于底层人民的故事，从故事和人物来看都没有新意，不过倒是写出了当今时代的社会某个侧面，贾平凹的幽默也是发挥得相当透彻。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是写一个底层民工刘跃进的故事，同样写得轻松自在幽默诙谐。二位当今中国文坛高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讲故事，也以中国的方式讲故事。在感叹中国当今的小说还是在传统的套路中打转的同时，也恍惚觉得没有准中国人就能写出一种中国的小说。”

“刘庆邦、迟子建、罗伟章、胡学文等作家继续着力于底层关怀，在呈现苦难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发现人性的闪光和底层的温暖，提升了作品的精神品格和内在力量。”雷达说。

雷达认为打工诗歌方兴未艾，谢湘南、许强、徐非、郑小琼、罗德远等代表诗人的写作已经跳出个人经验局限，努力追求理性和大众化，更加紧贴生存。同是打工诗人的柳冬妩推出第一部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形成了一个创作和批评互动的局面。

光荣属于70后作家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2007年应该是属于“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因为“这一年有不少比较成熟比较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都出自‘70年代出生的作家。‘70年代这个作家群体不仅显示出他们整体的实力，而且也分明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在成为文坛的主力。他们在2007年发表的作品修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70年代人的误解”。

从一定意义上说，2007年在文学期刊上亮相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他们的整体形象在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正名。贺绍俊认为他们的形象多姿多彩——“鲁敏的神圣的道德情感，在她的《逝者的恩泽》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徐则臣的少年老成、孤傲清高，他对城市的世俗功利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性，不愿轻易安顿自己的一颗漂泊的心，于是他自如地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自西北的张学东骨子里还保存着西北蓝天的纯净透明，而他面对现实的叙述又浸透了生存的艰辛，他在《工地上的女人》《艳阳》里将普通人善良的光芒一点点地点亮，如黄孝阳在《蜻蜓》《我们的父亲》中为我们展示了年轻一代阳光健康的一面，展示了他们对崇高的另一种读解；王棵在短篇小说《暗自芬芳》中那么有节制地讲述爱情的萌动，流露出难得的敬畏之心和可爱的矜持。这足以体现70年代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

他觉得还可以开出一长串作家和作品的名单：陈家桥、戴来、卢一萍、田耳、于晓威……“我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看到70年代人更辉煌的表现。”

但白烨认为“80后”群体今年在长篇小说方面也有喜人的收获，如七堇年的《大地之灯》、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孙睿的《我是你儿子》等，这些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80后”作者在小说创作上的开始转型或新的进取。

雷达认为80后的作品也在走向多元和深入，寻找新的光点。他指出：“韩寒《光荣日》销售超过王朔《我的千岁寒》，事情本身就有象征意味，预示着文学的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80后作品充沛的想象力、语言的狂欢和精神的求索，在本年度仍有较强的展示。”

(资料来源：人民网、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