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波

奶粉事件引发了各界反思，反思最突出者有两种，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制度失灵”，从而呼吁制度重建。另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市场失灵”，从而呼吁道德重建。然而在我看来，目前这场公共危机，既谈不上制度失灵也谈不上道德重建。

9月16日，日本贩卖毒大米的老板中川昭一自杀，让深陷奶粉危机的国人感慨良多：中国人缺少一种耻感文化，道德重建刻不容缓。其实，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这种自杀文化是一种需要外力推动的耻感文化，并非源自信仰和自我约束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常常失效。主动谢罪固然是备感羞辱，但何尝不是基于命运预期的一种自我了断。他不主动了断，接下来法律也找上门来给他一个了断。

耻感文化在中国并不缺失，中国缺失的是产生耻感的外界压力。法律惩戒，媒体批评，社会评价等常常缺位。套用朱学勤先生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国情里。有耻辱，却无耻辱感的时代。原因何在？制造悲剧者，没有代价或者代价太小，制造耻辱者，不受惩罚或者惩罚太轻。

当然，这次危機也谈不上制度失灵。制度失灵是指一系列制度执行之后没有效用或者效用很低。其前提是，现有的制度已经得到了严格执行。

这次奶粉危机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首先是随机检验制度没有执行好。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固然不是日常食品安全的必检项目。但是，相关部门依然有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启动特别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