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骂娘”的旧话重提，乃是因为最近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作者王东京说：“改革开放后，人们丰衣足食，不承想，不满足的人反而多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话听着耳熟，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行过一阵子，意思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吃肉”者，得到实惠也；“骂娘”者，批评时政发泄不满也，其潜台词无非是“娘”让你吃到了“肉”，你干吗还要“骂娘”?对于这样一种意识，我曾在一篇叫做《论“朴素的感情”》的文章中说过：“肉”不是“娘”(如果有这样的“娘”)给吃的，人们不必为“吃肉”而去感恩戴德，更不必为感恩而去讳言失误甚至掩饰腐败现象。“吃肉骂娘”的说法，归根结蒂，还是一种“救世主”意识的折影。

王东京所谓的“骂娘”，其侧重点已稍有不同，指的主要是人们对于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不公这种时弊的不满与针砭。他将产生这种“吃肉骂娘”的原因归结为“比较的参照变了”，而且联系自身实际说：“我现在做教授，月人数千，比之从前心满意足；但若硬要我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岂不郁闷得要跳楼?”这说的是所谓的“横比”与“纵比”，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旧话。王东京是主张“纵比”而不赞成“横比”的，他甚至回想起“文革”前的“忆苦思甜”，说是“于今回顾，当年的忆苦会，我受益良多。至少，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自己是幸福的”。按照他的主张，人们只要不断地开“忆苦会”去“忆苦思甜”，就会有一種无边无际的“幸福感”，永远都感到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按照他的逻辑，人们想永远生恬在“幸福”之中，就得切忌“横比”。因为有“横比”，就会有不满；有不满，就会失去他的这种“幸福感”。然而，他似乎忘了，在马克思那边，还有“相对贫困化”之说，这“相对贫困化”好像就是“横比”比出来的；他似乎也不知道，鲁迅还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因为“不满”，才想改革。假如中国人一直都陶醉在他所说的“幸福感”之中，会有“改革开放后”的“丰衣足食”吗?

学界中人，念念不忘学界的责任，作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的王东京也不例外。他说：“对暂时不能脱困的低收入者，学界应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而不是过度渲染‘差距，助长不满。那样除了博得掌声，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其实，收入“差距”之大，是用不着“学界”去“过度渲染”(王氏还有一说为“过度张扬”)的。即按他自己所说，假如“月人数千”的他，“去跟那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腕比”，就会“郁闷得要跳楼”，那么，“月人数百”的低收入者与“日进斗金”富豪们去比，岂是“跳楼”二字便可了结?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种颇为悬殊的贫富差距，而不是对于这种贫富差距的揭示；“引导人们正视现实”，也应当“正视”这种贫富差距，而不是再让人们陶醉在王东京所说的那种“幸福感”之中。据此，缩小贫富差距才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在得出“两极分化”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警惕“两极分化”却是适得其时。至于王东京为“当下学界关注的重心，似乎只在收入差距方面”感到“遗憾”，却是冤枉了“学界”的。“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之中，也有种种学者，其“关注的重心”和“博得掌声”的声源各自有别。只想对低收入者“乐善好施”而讳言分配不公，只想要低收入者永远陶醉于“忆苦思甜”的“幸福感”中而厌恶“吃肉骂娘”，甚至不惜倒过来把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诉求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隐患，这样的学者远非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他们也会有人拥戴，照样可以“博得掌声”。

如前所说，有关“吃肉骂娘”的文章我早已做过，如今虽是旧话重提，却也想说出一点新意，于是咬文嚼字，居然发现这四个字的内涵相当丰富——“吃肉”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意味着一种生存权；“骂娘”是政治生活层面上的，意味着一种发言权，“吃肉骂娘”现象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至今，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在人权方面的进步，与难得“吃肉”又忌讳“骂娘”的那个岁月相比，这种进步尤为明显。这样一来，喜欢把它当作使人泄气影响和谐之消极现象的思维，反倒使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了。

[原载2007年7月18日《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