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一天晚上在网上读到两个有趣的故事，都是美国历史上的。

一个故事是关于美国一个自封的皇帝的。了解点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皇帝，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帝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皇帝。然而，1880年1月9日的旧金山主要报纸之一的《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 Chronicle)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原来，早在1859年9月17日，一个叫做约书亚·诺顿(Joshua A.Norton)的乞丐，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他同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次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面的署名是“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据后来有人查证，诺顿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相当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四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开始的时候，生意还做得比较顺利，曾经被朋友戏称为“皇帝”。但诺顿后来在一次生意中经营失败，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到1858年，已经是身无分文。此后，他失踪了大约九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涣散，看来已经疯了。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一场闹剧能够演得有声有色，必须得有他人的配合。有关的文章介绍说，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作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五十美分这样小额的钞票，也有的为五美元、十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不过诺顿一世并沒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诺顿的游戏更玩到了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事情上。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当然国会仍然是抗旨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而又幽默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

另一个故事来自《印象》杂志，说的是海螺共和国。

所谓海螺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西屿(Key West)，是佛罗里达州南端的一个小半岛。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西屿常成为加勒比海偷渡客上陆美国的第一站。为了防止偷渡，联邦政府于1982年在西屿通往大陆的公路上设卡盘查。由于该路桥是连接南部小岛与美国大陆的惟一陆地通道，边界巡警的拦路搜查导致了十七英里长的大塞车。加上居民们每次通过关卡都要出示证件证明自己不是偷渡客，使他们感觉深受侮辱。在市长丹尼斯·沃德罗(Dennis Wardlow)与佛州当局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西屿的居民愤怒了。“既然他们把我们当外国人，我们就当外国人好了!”在这样的声音中，大家决定建国独立，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海螺共和国的诞生。

据说独立的仪式有声有色。1982年4月23日，在市区广场上，市长沃德罗在市民的簇拥下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宣布海螺共和国成立，并自任总理。然后立即宣布向美国宣战。当然了，战争是游戏性质的，就是用一条古巴面包敲打人群中一个身着美国海军制服的男子。一分钟后，沃德罗总理就自动向该名男子宣布投降，作为战败国，他要求美国给予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重建家园。这场闹剧立刻在美国各大媒体轮番播出，在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同时，海螺共和国的目的也达到了，联邦政府悄无声息地撤除了设在西屿公路上的关卡。

可海螺人玩得还不过瘾，他们要继续胡闹下去。1996年，海螺共和国就遭到美国“入侵”。这不过是美军第478营的一次例行海岛攻击演习，地点恰好选在西屿。得知整整一个营美军“来袭”的消息后，海螺共和国出动了陆军(用传统武器古巴面包投掷美军)和海军(乘坐小艇用水枪射击美军)进行抵抗，并向五角大楼提出抗议。“海军司令”哈维向478营的穆勒少校宣读了海螺的交涉条目，最后大声质问美军是否同意所有条款并寻求“海螺共和国”的许可人岛?“是的，正确。”少校答道。全场顿时掌声雷动，螺号齐鸣，海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军也顺利完成了演习，结局是皆大欢喜。

这两个故事当然是最适合茶余饭后来读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当作奇闻轶事。但过后想一想，还是会引人思考一些东西。首先，对于一件事情如何去进行理解?如果就事情的表面来看，将其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在上述两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人们或社会是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对待了这样的事情，不就是一个神经可能稍微有些毛病的人的恶作剧吗?不就是一场用滑稽的闹剧方式进行的利益抗争吗?其次，如果当时的社会用一种相反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处理这个问题，并无不可，也很难说马上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慢慢变成一个没有幽默感的社会，一个缺乏智慧的社会，甚至会变成一个僵硬的社会。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能够以一种轻松和宽容的方式对待这样的事情?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最简单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一个社会根基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

[原载2008年第3期《山西文学》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