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又来到了这座大门前。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或许每来一次，在我的心灵上都会刻下一些印痕，就像树每长一年增加一圈年轮一样。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称“文化古城”毫不为过。这里有曾经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马王堆女尸及帛画、三国吴简，有贾谊祠、明代城墙天心阁和开福寺等等。颇能发思古之幽情的文物、古迹，让这座在市场经济中吵闹得不可开交的省会都市，尚不乏一缕大气，有时它真像是宁静中一声厚重的叹息。

别小看这一声叹息。它包容了人类的沉思、忏悔和深深向往。我一直认为，城市是一个怪物，是文明之母和愚盲之父野合而成的怪胎。在喧嚣淹没一切时，一缕圣贤的叹息便会划过城市上空，让蠢蠢欲动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镇定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长沙方言将最浓厚的黑叫做“迷黑”，一黑就迷，一迷则不知去向，这时候多么需要一种冥冥中的牵引。它来自最遥远的地方，千年前的先哲贤良；它又来自最亲近的地方，你的灵魂最深处。

我每次来到这座大门前，都感觉是来到了自己心灵的入口处。

必须买门票，30元。进入自己的内心为什么还要花钱？然而。花30元钱，与观赏自己内心的风景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如30元就够了。花那么多钱，谁又能真正认识自己呢？

朱门圆环。在现代人心目中，这样的门不多见了。时人多以防盗门自闭，贼可能进不来，自己也随之被钢铁封锁，物质勉强保住，精神却萎落凋敝，剩下一具空壳，外加一个钢筋水泥套子，人到哪里去了？魂不守舍。也许你一不小心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而许多家，就像书院现在这个样子，寂然落寞。所不同的是，那些所谓的家零乱、闲杂，充斥着大件电器和啤酒瓶；而这里却整洁、萧索，只有绿阴花色和鸟的聚会，境界自有霄壤之别。

这张门原来没有，它是1986年为书院1010年庆典才建成的。

古人的门绝不会这样靠近大路。大路修于民国年间，如此通途直抵书院核心，大约是那些附庸风雅而又放不下架子的达官贵人所为。我去过白鹿洞书院，也是在从星子至九江的公路边筑了一个威武山门。这是旅游业、市场经济对古典文化的的扭曲和破坏。“庭院深深深几许”，深的地方，好读书，好思考，好内省。硬要挪到凡夫俗客眼皮底下，讨那十来元门票，当然不是书院的本色。

门额上悬着“千年学府”的横匾。不是谁专门写的，乃集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洵之手迹。这是个好主意。当代名人哪个敢在这门额上写字？欧阳洵是长沙人，这四字洵洵儒雅，与书院颇为相称，再好不过。

二

过了头门便是赫曦台。

赫曦台本在岳麓山顶，现在那里是长沙电视台的雷达站，原台早已不存。

1167年，在书院主事的名学者张栻邀请远在福建崇安的理学大师朱熹前来讲学。朱熹一来，即陶然于此，在秀丽的岳麓风光与浓郁的书香氛围里逗留了两个月。几乎每天清晨，张栻和朱熹都比太阳起得早，他们在山坡高地览霞光万道，迎旭日腾空，将格物致知的抽象教条融进清晨的新鲜气象，汇入大自然的神奇瑰伟之中。张栻特意筑台志胜，名曰“赫曦”。阳光普照，与朱熹“月照万渊”的理学观互相呼应，只有一个月亮，也只有一个太阳，散在江河湖海，随处可见的日月，都是“一”。万一与一万，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天地万物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理”。道学家说道，理学家说理，天地间“道理”最大。

大约是秋天。风轻云淡，赫曦台赫然兀立、石基、木檐、琉璃脊。张栻与朱熹携手登台，正好一轮红日从云岚雾霭中喷薄而出，满山枫叶顿时泻火流金，远处湘江水仿佛突然间燃烧出来，整个天地响彻着光明的吟唱。

两位大哲目睹此景，久久无言。他们心中肃然起了敬畏，面对天上的旭日，也面对着地上的神明。此刻，自然律与道德律如日月之光，朗照内心，无论炽热抑或和煦，它们都是同一种光辉。良久，朱熹缓缓吟道：“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张栻转过头，心有所会地接上：“烟云涉变化，宇宙穷高深。”朱熹蓦地慷慨激越：“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张栻却长叹一声：“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他们所在的南宋王朝始终在风雨如晦中苟延残喘。儒学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与张栻正值血气方刚的盛年，他们多么渴望用自己的满腹经纶匡时济世。可是，“日近长安远”。学问一途，只有在“鹅湖佳会”和“朱张会讲”的民间氛围里才能找到一点可怜的话语权。然而，名山大麓的这点声音还是惊动了朝廷。皇室贵胄对外侮无动于衷，对异端却奋起砍伐。不久，朱熹的学说被朝廷封杀。1220年，朱熹死在武夷山，政府竟然严禁人们参加会葬仪式。当时，冲破重重阻力匹马赶到武夷山告别大师的，是一位诗人豪杰，他叫辛弃疾。辛弃疾那么远赶过来，就是为了给朱熹送十六个字以盖棺定论，的确再没有比这十六个字更恰当、更有力的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张会讲”340年后，明代理学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当局贬往贵州龙场。路过长沙，王阳明忍不住开了小差，他索性官也不做，住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那是一个春季，惊蛰雷，清明雨，王阳明只好一天到晚躲在百泉轩念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好不容易有一天雨停了，虽然没有放晴，但在哲学领域和边塞疆场上龙腾虎跃的王阳明再也憋不住了：“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

时间一晃到了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在大门前的宽阔地带筑成一个戏台。这一举措别开生面，将儒教的高深理论主动融入民间市井的说唱歌哭之中，这在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道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叛逆与反动，尽管这种叛逆的力量很有限，但说明腐朽的封建道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些饱读诗书的知识精英已开始将他们的视线投到更深厚的社会现实与更广大的基层民众身上，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更没有带着“万般皆下品”的自恋情结。书院这一亲民入世的传统，从朱熹、张栻到王阳明、罗典，到谭嗣同、唐才常，再到毛泽东、蔡和森等，薪不尽而火益传，绵绵不绝。道光元年（1821），山长欧阳厚均意外发现了赫曦台遗址，激动之下，他不顾情理向背，将罗典搭的戏台子易名为“赫曦台”。

世易时移，赫曦台从山顶挪到了山脚，穷宇宙之高深的哲学玄理亦流布市井，悄然潜入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古老文化在热火朝天的的民间积淀、发酵，既是传承，更酝酿着突破。终至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地不鸣则已，一鸣则翻天覆地，中国藉此迈开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赫曦台是哲学文化领域的高台，又是民间市井的戏台。在台上，仰望可见日月在天，俯视可知人间万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既有超凡气宇，又具俗世情怀，朱张风范真可谓山高水长。

三

过了赫曦台，才是真正的大门。这个门在宋代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建于1509年，1868年又翻修过，现在看上去还很硬朗。白墙青瓦空花脊，方形立柱将军门，典型的南方风味。屏墙长而门不大，显示出庭院特有的幽邃；台阶浅近，于平易中一股孤傲之气逼人而来，爬惯了高庙大堂的达官贵人如果来这里附庸风雅，小心被它使一绊子。

大门两旁的汉白玉石鼓双面浮雕不可不看。它们本非书院财产，而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书院著名的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严惩贪官曹百万，在抄没曹家时将这一对珍贵的古物捐给了母校。考证石鼓的年代成了历代文物学家的作业，从唐末至宋元，莫衷一是。左右石鼓，图案内容相同，图形变化有别。我以为，正反两面浮雕的年代不同。正面“三狮戏珠”的三只狮子丰腴多肉，天真稚拙，乃“唐狮”无疑，雕塑时间应是动荡不安的唐末，而且是向往和平、富裕的民间作品。可以想见，这件民间珍品在战乱中落入了官宦人家。至宋初，国定民兴，有钱人企妄锦上添花，便在其反面刻“锦鸡芙蓉”图。意犹未尽，见石鼓鼓座的正反两面还有空白，又在鼓座反面刻“鹭鸶莲花”图，意为“一路清廉”，告诉皇帝自己的从政理想。鼓座正反两面体现了儒家的“正反”两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澍把它们送到书院来，得其所哉。从画面上看，反面雕刻线条生动跳脱，布局张弛有度，比正面“唐狮”的传统摆布更为灵气，更具文人特质，显然是宋朝的风格。

宋朝的前四代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是不错的，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11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从宋真宗起，武治结束，文安开始，那时国家竟没有一所官办学校，只好将目光投向窝藏在山林闲旷之地的书院。宋真宗听说南方有个岳麓书院办得好，山长周栻才德兼备，不可多得。1015年，他在京城特意召见周栻，请他当教育部长（当时叫国子监主簿）。不料周栻不识抬举，坚辞。他对皇帝说，我只当山长，不当部长。人各有志，真宗也不勉强，他的字有点水平，就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字，另加一些经书，送给周栻。“岳麓书院”写得威仪大方，方正中自有一股王者之气，不愧为天子手笔。真宗这一题，岳麓书院便成了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大门两旁挂着让湖南人自豪的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乃清代嘉庆年间山长袁曜与其门生张中阶合撰。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源于《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过大门，二门两侧也有一副名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摘录《尚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下联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圣君子。”这两副对联实际上是一部人才原理学。我们来看一看人才是怎样出来的。首先，要有一个原材料密集区，即所谓的钟灵毓秀之地。在中国，历来有四个地方各领风骚，一是楚汉；一是齐鲁；一是江浙；一是川府。然后，得有一个人才加工厂，书生学子闻风而至，于斯为盛。人才一集结，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接受烈风雷雨的考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自己的生存、发展能力。终于成为人才了，怎么办？不要着急，藏之名山吧，切勿轻用其锋，得俟机而出，方能一鸣惊人，甚至光芒万丈。

这两副对联，隐含着书院学子超常的意志力和自信心，当然还别有一番辛酸与苦涩滋味。正是由于这样的磨砺，书院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千百年来仍炙手可热、千百年后仍将青史留名的人物，我们只来数数明代以降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干国良臣”陶澍、教育家彭浚及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启蒙思想家魏源、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军事家左宗棠、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干将唐才常、沈荩，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著名教授杨昌济、革命军领袖蔡锷、革命家陈天华、蔡和森、邓中夏，语言学家杨树达、黎锦熙……哪一门类的都有。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各不相同，他们的思想与理想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从书院那扇小小的门里走出来，他们只认一个“理”。这个“理”培养了他们的英雄气概，造就了他们的寰宇情怀。最终，他们很多都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宛如铜墙铁壁的封建秩序的突围者。尽管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的在迷惘中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有的则胜利地见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但他们骨子里的韧性和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放射出卓越的人格光华。正如朱熹说的：“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四

书院的中心是讲堂。它被师生宿舍教学斋和半学斋左右相拥，气象博大。檐前悬“实事求是”匾。“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称赞献王治学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民国初期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该校校长宾步程制成此匾。

1918年６月至1919年8月间，一位梳着分头的高个子年轻人寓居半学斋，他自己做饭，还经常去爱晚亭搞“日光浴”和“风雨浴”。他站在“实事求是”匾额前思索问题的神态，让人想到四个字，国之伟器。20年后，这位成长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年轻人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肃然书“实事求是”作为该校校训，它不仅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挽救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关于真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又将“实事求是”作为引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指南针，中华民族由此跨入振兴之途。

宾步程校长并没有想到，他那块匾会有之么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但历史发展证明，任何伟大事件，都有它极其细微的基因。基因虽小，它却往往决定着事物的本质。就像长江大河，必有它的源头活水一样。中国五千来，历经各种忧患、灾难、剧变，而其文明始终绵延，弦歌不绝，因为中国文明史在它的发端便有了百虑一致、百密不疏的思想体系，它为以后出现的各种变数都准备了充分、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得意地说，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答案。中国人生怕香火断了，古人尤其如此，古代圣人尤其尤其如此。孔夫子不是说“无后为大”吗，人种繁衍如此，文化繁衍同样如此。所以，圣贤们绞尽脑汁，求全责备，宁可讲错，也不能有一个漏洞，让后人翻破古书找不着北。好在后人大多是听话的乖孩子，视祖宗遗训为金科玉律，他们只要照着做、不走样就行了。于是，靠强大的文化保住了国家，延续了种族，拯救了文化，同时也造成更为强大的惰性。传统的巨大包袱背在偌大黄土地上，以至于中国每一次改革都步履维艰。走得稍远一点，又反弹回来，因为不放心，看能不能到古书中找到这样走的理论依据。常常找得到。等找到了，大家温故知新一遍，高高兴兴上路，又望不到人家项背了。

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子曰诗云”给予了现代化进程前所未有的窒息，使文明古国总是赶不上世界变革的潮流。19世纪末叶，一大批知识精英咬破坚硬的封建外壳，谋求变法维新，岳麓书院师生如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等，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这一贡献后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新旧大交锋。

交锋的第一位人物便是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王先谦的任期是1894年至1903年，正是康梁变法期间。戊戌政变前的湖南，是全国维新变法的中心，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变法的实权派。他的下属如按察史黄遵宪、提学使江标、徐仁铸等，都是变法维新的激进分子，更有谭嗣同、唐才常诸活动家，湖南的声势最为壮大。1887年，梁启超应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天下学子引颈而盼。可是，晚清的书院教学已经积弊甚深，流于空谈，务名图利，轻视科学，醉心八股。王先谦作为一代硕儒，在对书院教学进行一些“自救式”改革时，一旦触及封建体制的内核，他的心就凉了。光靠熟读四书五经，是无法看清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大趋势的。某一天，岳麓书院学生会主席宾凤阳因对维新变法言论不满，向上面打了一个小报告，“请从严禁遏”。王先谦遂邀另一守旧官僚叶德辉，一齐具呈陈宝箴。这样一来，维新派与守旧派“横目成仇，极意图陷”，矛盾不仅公开化，而且白热化。不久，书院学生举行集会，要求“商立议约，厘正学术”。学政徐仁铸一听，命令追查倡议主笔者，严加惩办。这时王先谦表现出大儒风范，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徐仁铸看在硕儒的面子上，不想深究。时务学堂的学生却不答应，他们呈控宾凤阳匿名揭贴，败坏时务学堂声誉。陈宝箴一怒之下，要求彻底查办，“以挽浇风而端士习”。这件事最后以王先谦辞职，时务学堂并入岳麓书院结束。陈宝箴这一决定别出心裁，两者相并，标志着岳麓书院陈腐教学方式的终结，也将变法的“新枝”嫁接到传统的“老干”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用这句诗来说明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多么准确、多么深刻呵！

五

岳麓书院这样的饱学之地，风流皇帝康熙、乾隆自然不会放过。康熙题的“学达性天”挂在讲堂厅前两根廊柱中央的横梁上，字显得清灵秀气。但这几个字不是康熙的原题，1687年御赐的那块匾毁于战乱，后人集康熙手迹重制现匾已是1984年的事了。

康熙崇尚汉文化。他希望书院学子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学术境界，体现了他是一位通达儒道，将儒学与道学都看成中华大文化一部分的开明皇帝。的确，中国文化之“大”就在于她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与影响力的母体，各种学术流派、思想观念虽然有长时期的争端、攻讦，甚至一不冷静也动起武来，但最终总能在文化母体的号召与感染下，互相致意，握手言欢。岳麓山在江南算不上特别突出的风景名胜，它却是十分典型的中国文化一体化的体现——山脚是儒学文化的根据地岳麓书院，半山腰是佛教的地盘麓山寺，山顶则是道家的活动场所云麓宫。岳麓山海拔仅300米，三种曾经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学术思想体系如此平和、恬淡地在这座小小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得其所，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奇特现象，但在中国，已然司空见惯。三者的位置又显示出鲜明个性，所谓和而不同，并不为另类所动。道家优游峰顶，实践着自己齐万物、尚自然、禀虚无的核心观念；佛庙追求高大雄伟，在山腰正可借助山势，显其威严；儒家书院则讲究清静与方便，建在山脚，以博闻广识与兼济天下的魅力吸引学子。儒道佛的“手足”之情仅仅在岳麓书院便可见一斑。书院最初出现在唐末五代，是两个和尚，一个叫智睿，另一不知名，他们见湖南偏僻之地，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光念几句阿弥陀佛解决不了问题，便想以儒家之道教化民众，乃割地建屋，招引当地士子来此读书。直至宋初，书院还是“寺地”。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大守朱洞才在此基础上创建书院。

乾隆的那块匾为原物，题曰“道南正脉”，挂在讲台正上方。乾隆的字一贯潇洒不羁，这四个字却端肃圆范，出手甚恭而内蕴腕力，文人气度与帝王气派拿捏得极准，比康熙那块要好。也难怪，人家是精心准备的，胸有成竹呵。但乾隆的题字带有广告意味，好比现在一些产品标榜的“ＸＸ正宗”等。其实岳麓书院并不需要一个这样的防伪标志，它不卑不亢的存在和不辍不息的弦歌，是最好的象征。

大厅壁上嵌有“忠”“孝”“节”“廉”四块斗大的石碑，据说是朱熹的笔迹。我在白鹿洞书院见过同样的刻碑，史学界曾为谁是“正宗”争吵不休，因朱熹知南康军时曾对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下过大功夫，所以站在白鹿洞书院一边的较多。但张栻邀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早朱熹知南康军13年，很难说这四个字一定是在白鹿洞写的。朱熹修立白鹿洞书院多少受了张栻振兴岳麓书院的影响，况且朱张当年协肩讲道，意气风发，张栻请朱熹写几个字，朱熹椽笔怒舞，有此兴会淋漓之作，是合情合理的。朱熹知南康军短短三年，事务繁忙，又值金兵南下，战火弥天，还能神闲气定创造这样的巨制？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做的最大一件事，便是亲自制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将其理学精华悉数融入教学之中。后来，岳麓书院和几乎全国所有书院都以这个学规为范，使之成为中华士子的总教条。

朱熹的石碑能够在文革浩劫中幸存，据说主要归功于从岳麓山上运下来的柴火，挡住了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们视线，那时书院里住满了湖南大学的教职工。大厅十余块清朝刻碑，就靠这些枯柴败草掩护得以逃生。我们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正是这些“无情”草木保留了人类文化的一丝血脉。

讲台稍靠厅后，正方形，上面摆着两把围椅，一把坐着朱熹，一把坐着张栻。在中国文化史上，1167年的秋天永远也不会消逝。

六

曲径通幽。御书楼的卷棚檐口在朱张会讲的洪亮声波中若隐若现，仿佛湘江迷蒙晨雾里露出的乌篷船顶，浆声欸乃，划破万古岑寂。书籍，文明的载体，它就是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乌篷船。

御书楼是一座宋代风格的三层阁楼建筑，挺立于岳麓山的清风峡口。楼高山秀，并不是那么威武屈人，倒颇像深闺中的绝世才女，在翻阅一册古色古香的线装书。云蒸霞蔚，玉手纤纤，翻开扉页，正是一碧如洗的春天，从少女明亮瞳仁里流出的鹅黄柳绿，将书院点缀得明丽动人。看过第一章，阳光尖厉地穿过斑驳的银杏缝隙，但炎炎夏日栖止不到少女的飘飘长发，原来时间换了一副面孔，云鬟高挽，少妇臂弯里依稀可见时光淌过的痕迹，那是一行诗，或者一句格言，被梅兰竹菊朗声吟咏；转眼又是一章，暮秋的夕辉斜斜覆盖着书页，卷起的纸角仿佛即将垂落的枫叶，那是漫天飞舞的成熟风采。妇人抬起头来，她好像很久没有吁一口气了。她青春的芬芳和书卷的馨香一直缭绕着这座庭院。她不知道春去秋来，不知道朝代更迭，虽然，战火曾经毁灭过她平静的生活，但她从来没有消失过，她是一缕不绝如丝的文化精魂。瞧，那倚梅回首的女子是谁？

她轻轻吁出一口气，拂去西天最后一颗寒星。她来到饮马池边。朱张会讲时，学子们骑的马将池水吸干，现在池中的水是从《诗经》《论语》中流出来的。临池顾影，妇人发现自己已是两鬓如霜，手里的书愈发泛黄，只有香如故。她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人生来就要如此的。冬天来了，天地皆白，银装素裹的麓山蕴蓄着宁静和大气，那是最为深沉的境界，最为旷达的胸怀，是凡尘俗客不可能抵达的。

书还没有翻完。她知道，她不可能翻完这本书。她惟一的使命是将它打开。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书让她如许美丽。

御书楼右边是百泉轩，隔墙相望却不相通，须从讲堂的侧门进去。这里是岳麓山最水性的地方，溪泉荟萃，如雪如练，自西，趋北，折东，绕南，极尽回旋婀娜之至。在此筑轩而居，养气藻神。书生乃多情种子，闭门苦读，反不能凝神定气，眼角余光一不小心溜到窗外花间去了。有此一汪柔情之水相伴，心满意足，读书书畅，吃饭饭香，做梦梦甜，学习效率定非寻常可比。

百泉轩几乎拥有文人嗜好的一切，流泉、清池、顽石、古樟、翠竹、浮萍、腊梅、群芳、碑刻……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就保存在轩内。此碑是长沙现存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碑文记录了麓山寺的历史沿革，李北海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故称“三绝碑”。李北海的名言是“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样的人物在轩内不朽，对后学者有足够的警醒。岳麓书院何其幸也！

百泉轩晨宜朗读，得其爽；午宜写作，得其清；暮宜沉思，得其凝；晚宜清谈，得其静。晴日宜放歌，不可苦读，吞吐日气以养其神；雨天宜细吟，不可枯坐，押雨声之韵脚以藻其心；阴天宜浅酌淡斟，或酒或茶，茶不能粗，酒不能浓，佐以先贤文字、亲友书简、佳人绣像，胸中霾云一扫而空。初春宜诵唐人小令，仲夏宜看先秦杂学，金秋宜习乐府，隆冬宜观经史。其余时日，则随取随读，随读随悟，断不可以疏懒、轻狂之性，将良辰美景一一糟蹋。

七

讲堂左侧是孔庙。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于是，孔庙中最主要的建筑便叫大成殿。在岳麓书院中，享有皇家礼仪待遇的，独有大成殿。重檐叠翠，顶高于山，金黄的琉璃瓦，令人肃然。书生做到孔夫子这个程度，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当然，这只是体现了世俗对显学的重视，孔夫子未见得买账。想当初，他老人家“困于陈蔡，厄于鲁卫”时，谁给过他这种待遇呢？

孔庙右侧廊柱上有一副饶有意趣的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为晚清国学大师王闿运所撰。据说，王闿运应邀去江浙一带讲学，那里的文人学者瞧不起这个湘潭人，王闿运谈笑之间，挥手写下这副对联，当地学人瞠目结舌。王闿运世称湘绮老人，他真的抵得上一个“湘”字，而非浪得虚名。他的弟子中齐白石、杨度等，都是大师级人物。

孔庙左门而出，一尊威武的牌楼拦住你，知道你参观完毕，最后不忘叮嘱一声：“德配天地。”孔门的诲人不倦，的确名不虚传。

其实，书院并没有就此游完，刚才只是在狭义的书院里浏览。严格地说，岳麓书院至少还应该包括四亭，即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和爱晚亭。宋代的岳麓书院，大门原址在今江滨牌楼路一带，之所以叫牌楼路，是因为明代那里建有一座牌楼，宋真宗御书的“岳麓书院”以前就嵌在牌楼上面。由于牌楼至书院足有千米，长沙郡丞赵宁便于1689年在书院东面200米处建亭，一来供人歇脚，二来马上要进书院了，得静静心，却除浮躁之气。早几年，东北一位名教授来湖南大学讲学，劈面对湖大学子说：“我看了你们校园里有一座自卑亭。湖南人不要自卑嘛，湖南是蛮不错的。”学生们在下面抿嘴而笑，他们笑这位教授不懂得“自卑”的真正含义。《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在岳麓书院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能乱说话，因为很容易就被古人“戴了笼子”。

风雩亭正在饮马池中，乃一草亭。《论语》中竟然有这么美丽的童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在众多学生的抱负中，惟独欣赏曾子的观点，可见夫子不仅贵为至圣先师，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圣”。血肉之躯总有受伤的时候，总有贪图轻松和享乐的时候，入世是王者之道，出世也不失圣人之怀，没必要挺起脖子往刀口上抹，珍重生命才是强者风范。

书院建筑是一条中轴线，吹香亭与风雩亭成轴对称。以前风雩亭叫西亭，吹香亭叫东亭。吹香亭始建于宋代，现在的亭子当然不是宋时的了。这里的“风荷晚香”乃岳麓八景之一，相传秋夏之夜，若细雨淅沥，打在荷叶上，倾耳可听到有人吟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如果你出门走进雨中，寻声而去，则不知不觉便来到吹香亭上，空空一亭，只有雨声、风声、荷叶铿铿之声。

从吹香亭往山上走，便是唐代的麓山古道。自此至爱晚亭，一路石径，两边枫树簇拥，其温良之态、儒雅之姿，别处很难看到。爱晚亭跻身中国四大名亭之一，虽在清风峡深处，其轩昂气宇、飘逸风神却愈益不能遮掩，是真名士，非伪道学。晚唐诗人杜牧家喻户晓的名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的是终南山景，却甚为契合岳麓山的这条枫林古道。所以，湖广总督毕沅将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建于1792年的红叶亭改名为“爱晚亭”。罗典是清朝连任五届岳麓书院山长、两赴鹿鸣宴的大学者，在清风峡建亭，为岳麓山添了点睛之笔，但以“红叶亭”名之，显得过于直露、草率，似乎倾财力与才气以建亭，至亭成命名时已成强弩之末。罗典为爱晚亭写的对联“忽讶艳红输，五百夭桃新种得；好将丛翠点，一双驯鹤待笼来”，便生硬涩口，经学味太浓，弄得后来他的学生欧阳厚均和宣统年间的学监程颂万都忍不住来改它一下子，可惜都没改出名堂。也许，在岳麓书院，罗典的名头太大，改的人不那么理直气壮，水平也发挥不出来。而毕沅不去改联，索性将亭名改了，这一招绝妙。“爱晚亭”这个名字蕴藉风雅，天生配此亭，此亭亦注定要享此名，故为“名亭”也。中国四大名亭中，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建于1046年，还是宋代；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建于1552年，明朝了；北京陶然亭建于1695年，清康熙年间；而爱晚亭最晚，能一跃成名，毕沅一改居功至伟。

八

应该说，在我的心目中，岳麓书院远不止这些。

书院背靠岳麓山，足前淌过长江最美丽的支流湘江，它们与书院的文化气息和精神氛围都息息相关。

湘江在舜帝时就出了大名。舜治水殉职于苍梧之野，他的夫人娥皇、女英哭着寻找他，终于力不能支，双双陨落在洞庭君山。娥皇、女英后人并称“湘妃”。也许正是湘妃的斑斑泪血和不死之魂，才使湘江变得异常美丽。

尔后，屈原来了。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屈原太孤独了，没有人理解他，但他总算在湘江找到了慰藉，“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在湘水的启示下，屈原上升到了至高的人生境界。他看到了足以托付自己漫漫求索身心的归宿点，他毫不犹豫走了过去，走进滔滔湘波中。娥皇、女英接纳了他的忠魂。

不久，司马迁来了，贾谊也来了。

到唐代，湘江已是许多文人墨客的神往之地。韩愈曾经说过，从岳州至衡阳一段的湘江秀绝天下。韩愈此言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段江流刚刚承载过李白的诗魂和杜甫的诗骨。宋朝诗人陆游叹服道：“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他说这句话之前两百年，以尚书出守潭州的朱洞始创岳麓书院，开“湖湘之先”。

写湘江最好的一首诗是五代末诗人谭用之的《秋宿湘江遇雨》：“湘江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谭用之生平已不详，据说才高而不遇。《全唐诗》中收其诗一卷，仅40首，首首皆佳。看得出谭用之是有抱负的，但生逢乱世，仕途困踬，孤身流落，一到湘江，便触发了他内心郁悒不平之气，他的诗思才在湘江边一个秋天的雨夜里，发挥到极致。换一句话说，他所有的追求、痛苦和感悟，在湘江夜雨洗礼下，呈现出晶莹剔透的才情。谭用之写这首诗时，与智睿和他的同伴“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差不多同时，他们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作品表现出自己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对潇湘秀美风景的无限寄托与期望，表现出他们永恒的文化乡愁。

他们的作品都是不朽的。他们因之而不朽。

走出大门，我对自己说了声再见。是的，外面轰拥而来的市尘即将把我淹没，那是我的生存之地，我必须在“非我”里应付诸多世俗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一个能在“非我”中认识自我、守住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非俗物。没有神仙，在现代社会，做个隐士都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做真正的“人”，那任何一个个体的心中，都必得拥有一方神圣的净土。

作者简介：吴昕孺，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出生于长沙。１９８５年开始文学创作，于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均有所涉猎，出版诗集《两个人的书》，散文集《自己是谁》、《声音的花朵》，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文化随笔《远方的萤光》、《发现夹山寺》等文集十余部，有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世界语等。2003年参加台北世界诗人大会。现为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