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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图画和音乐之美

2008-01-16孙绍振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12期
关键词:白居易琵琶图画

孙绍振

在唐诗中,以诗表现音乐和绘画的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表现绘画的有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很明显,诗作之所以动人,原因在于,杜甫回避就视觉表现视觉,而是超越视觉,用声音的美形容图画的美(“耳边已似闻清猿”)。杜甫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图画的美是空间的、静态的,而声乐美是时间的、动态的,古今中外都有“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的说法,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①突出强调的是诗与画的共同性。但是,张岱说:“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如李青莲《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有何可画?王摩诘《山路》:‘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②

诗画的转化,是困难的,但是,用音乐来表现画面与用画面来表现音乐相比,似乎要更困难一些。这是因为语言符号是不能记录音乐旋律的,如果能够胜任的话,人类就不用发明五线谱和简谱了。要在诗歌中表现音乐,在音乐和画图的美学转换中面临更大挑战。面对这个难题,在唐一代诗人中,可能以白居易最为苦心孤诣。我们来看,他在《琵琶行》中进行的探索: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这是一笔反衬,在动了感情的地方,却没有音乐。光有这样的反衬,还是比较平淡的,因为只是一般的叙述。接下去,就透露出白居易式的才情了: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前面一句用了一个情感比较强烈的“惨”字,和“欢”字构成对比。酒喝醉了,却没有一点欢愉之感倒也罢了,居然产生了一种“惨”的感觉。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心情,没有可感性。为了使这个“惨”具体化,白居易不是直接去渲染诗人的心理,而是提供一幅图画,一个空镜头:茫茫的江水,浸润着月亮(或者月色)、月光。无声的画面,寡白的色调,是画外一双失神的眼睛注视的结果。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这是一个有点突然的转折,强调音乐的效果:惊异。初闻,即如此强烈:改变了心情,“醉”和“惨”的迷蒙都消失了,甚至还改变了主人和客人原定出发的意向,这对于那画外的失神的眼神,是一种冲击: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如此急切地追问,可回答却有些卖关子,这是叙事延宕的技巧,不是一般的叙事技巧,而是带着戏剧性悬念的技巧,不但用了,而且加码地用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两句成了千古名句,原因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延宕。先是把延宕的效果做足了,“千呼万唤”是时间的延宕,也是期待的积累;“琵琶半遮”是对比,期待之切和亮相之不全,是一种反差,是时间和人情延宕的二度积累,这一积累由于其意外性更强,而使表达效果也更强。正是因为这样,这个诗句,其生命力经历了千年的考验,在不同的语境中,召唤了、同化了不同读者的心理内涵,脱离文本语境,成为独立的谚语、格言。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音乐形象出现之前的背景,为音乐形象的出现酝酿氛围。

值得一谈的是,这里的叙事手法,主要是事和事的连续性,这对于本诗无疑是必要的,本诗的立意就带着强烈的叙事性。但是,叙事成份,中国和西方不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独立的叙事是没有地位的,叙事往往为抒情所同化,所消解。同化和消解的特点,就是以抒情诗的想象和跳跃瓦解叙事的连续性,例如,在《长恨歌》里,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沉迷,导致了安禄山的反叛,唐军兵败,潼关失守,唐明皇仓惶出逃。这么多现实的曲折和连续性过程,到了《长恨歌》里,就只有两句: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的战鼓一下子震动了长安宫廷的歌舞,导致唐明皇的撤退。这不是现实的连续,而是想象的跳跃,把连续性的过程和因果几乎全部省略了,变成了抒情的、想象的因果。但,《琵琶行》不能像《长恨歌》这样跳跃,因为《长恨歌》所写是历史人物,其本事,人所共知,而《琵琶行》所写是平凡的人物,其故事情节,太大幅度的跳跃可能造成阅读的障碍。这就给白居易增加了难度,既要有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又不能让这种过程性、连贯性过分琐碎,妨碍了抒情性。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主要是把故事的连续性和人物内心情感的曲折变动结合起来,以内心的动作性来贯通叙事的过程,并没有用想象的因果代替现实的因果。

一旦进入乐曲本身的描述,故事的过程性暂停了,白居易面临的任务,就是直接写乐曲。这在艺术表现上,显然是一个难度,一个高度。他采取的方法,当然是抒情,但是,他抒发的不仅仅有自我的感情,而且还有乐曲本身的感情: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诗人写调弦,但又不能直接停留在曲调上,未成旋律(未成曲调)已经有动情之处。弹奏者的情感,是全诗的主线,要注意,相对于这条主线,曲调本身的特点是潜隐性的。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演奏者的内心,是不是仅仅是琵琶女的感情呢?好像又不完全是。诗人从曲调中领悟到演奏者的情感:这是一种悲抑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特点是“不得志”。这个“不得志”所具有的高度文化内涵,是超出了一个歌女精神境界的,这就暗示了这里有诗人自己的情志;至少是被诗人自己的“不得志”所同化了的琵琶女的情志,这已经够丰富的了。

如果仅限于此,白居易的写乐曲,比之前人,比之同时代人,就没有多少超越。毕竟曲调、旋律之美用语言写出来,是许多诗人尚未突破的难度。用诗歌语言直接表现音乐,在白居易写出这首诗之前,唐诗在这方面的积累是比较有限的。李白有一系列的诗写到听乐曲,如《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还有《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前一首,用了“落梅花”这个双关语,既是视觉形象,又是曲调名称。第二首,“暗飞声”就是说,音乐的声音是看不到的,但是,诗人让它“散入春风”,因为傍着春风可感性强化了,诗人可能觉得这一点可感性还不充分,又加上了“折柳”的双关语,既是乐曲,又是可视的动作,构成内心情绪,是一种审美感应。很明显,天才如李白都尽可能回避直接表现乐曲,因为用语言表现音乐难度太大,一般诗人都善于讨巧,大抵取间接的审美感应表现,很少直接表现音乐,如岑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也作塞上闻笛)》: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

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几乎和李白一样回避直接表现,借助曲调名(落梅)的双关,依附着春风和明月的可触、可视和乐曲的可听交融,强化了形象感,再如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第二首):

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

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

在直接表现乐曲上,有所进展的是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李白这里不是从双关、不是从外部可视效果方面,而是从心理效果方面略进行渲染,听了乐曲,就有许由那样的高潮情怀,进入他一听尧帝要召他为官,就害怕弄脏了耳朵,去洗耳朵的那种境界。这当然是很精致的心理表现,但毕竟是间接的,直接写到乐曲的语言“如听万壑松”,不能算是神品。就拿白居易本人来说,也不是每一首都能写出水准的。写琵琶乐曲的作品,白居易写过好几首,如《听李士良琵琶》:

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

正面写乐曲,这一首很可贵,头一句倒是说到了琵琶的颤音,如胡人卷舌音,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正面表现,到了第二句说忧愁如塞月,这是对任何乐器都适用的。琵琶乐曲不过是感性的由缘而已,《听琵琶》就更明显了:

欲写明妃万里情,紫槽红拨夜丁丁。

胡沙望尽汉宫远,月落天山闻一声。

正面写到乐曲的,也只有“紫槽红拨夜丁丁”,并不见得十分精彩。接下去就是用图画来扩张音乐的空间背景了。这样的构思,在绝句中已经成为一种套路。正面写出工夫来的,也许可以提到他的《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

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指底商风悲飒飒,舌头胡语苦醒醒。

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迁客共君想劝谏,春肠易断不须听。

这里写出了琵琶的弦,写到了弹奏的手指,当然还有听觉的美好联想和想象。但是,和大多数的琵琶主题一样,都和征戍和边塞之乡思联系在一起,不但联想而且主题都陷于通用模式。正面地集中写曲调旋律,难度太大,因而很是罕见,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可能是难能可贵的: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凤鸣乱啾啾。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

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

正面写了乐曲的转折变幻,从龙吟虎啸到黄云萧条,又变作杨柳春风,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从多幅图画进入音乐的空间过程性。可惜的是,九雏凤鸣、龙吟虎啸、万籁百泉、杨柳春、上林花,组合成了多幅图画,却不相连属,且又大多比较陈旧,有堆砌之感。对于乐曲本身的特征,概括还比较到位。李颀还有一首《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算是写到了乐曲演奏本身了:“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摵摵。”话语也比较丰富:“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很明显,用的是赋体,以多幅图画的排比来强化乐曲的形象。但是,排比的赋体是平列的、静态的,缺乏连贯的过程;而作为乐曲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其生命就在于其历时性的高低强弱,快慢长短和停顿的规律性的反复。在《琵琶行》中,白居易第一次用诗的语言,以空前的甚至可以说绝后的气魄,正面集中写了琵琶乐曲旋律之起伏变幻历时性的过程,包括演奏乐曲的动作和曲调的程序: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

具体到演奏的动作,连曲调的名称都出现了,这好像有点往叙事方面靠拢的冒险。但接下来,便不是间接用图画,而是直接用声音来表现乐曲了: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可能是由于人的感官百分之八十来自视觉,因而视觉意象在诗歌中占有极大的优势,而听觉意象则处于弱势。这里集中了这么繁复的听觉意象,表现的是听觉的应接不暇之感。总体上来说是排比,有赋体的特点,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又有意打破赋体的一味对仗,前面一连四个句子,好像是平行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成了赋体。白居易的天才,就在于对赋体对仗的节制,适当地对称,又伴之以错综。实际上,只有前面句子是对称平行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而第三四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句式就变化了,不再用对称的句式,而是用有连贯性的“流水”句式,不再作平面的滑行,而是略带历时性的错综的句式。

下面的四句,也有类似的考究。两句对称(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难),接着的两句(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又打破了对称的平衡。这就使得这八句既有统一性,又不单调,处于错综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视觉形象的变化,而且是听觉时间过程的变化。

应该说明的是,从意象上说,前四句,大珠、小珠、玉盘以物质的贵重,引发声音美妙的联想。当然,这只是诗的想象的美好,实际上,珠落玉盘,并不一定产生乐音。嘈嘈、切切,声母的闭塞磨擦音性质,本身并不能产生美好的感觉,但是同“急雨”和“私语”联系在一起,就有情感的含量。“私语”有人的心情包含在内,“急雨”和“私语”富于对比的性质不难逗起对应的情致联想。

早在开头白居易的“序言”中,就交代了妇女的命运:“本长安倡女,尝学琶琵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自叙少小时欢乐事”这样的乐曲和这样的语音(塞擦音的交替错综重现)自然构成了悲郁而又沧桑的氛围。

接下去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错综不仅仅是在句法形式上而且是在声画交替上。这就是,前四句以听觉的美为主,后四句是视觉图画(花底流莺,冰下流泉)和听觉声音(莺语、幽咽)交织的美。唐弢先生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撰文说,这四句美在声韵上的双声和叠韵(间关、幽咽)。但是,此说似乎太拘泥。诗歌艺术的美和音乐的美不同,只是一种想象联想的美的情致,不能坐实为实际的声音之美。

如果真的把珍珠倒入玉盘,把流莺之声和水流之声用录音机录下来,可能并不能成为音乐。这里意象的综合效果是:珠玉之声、莺鸟之语、花底冰泉,种种意象叠加起来,引起美好的联想,这里蕴含着的并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潜在意识的积淀。

白居易的惊人笔力不但在于用意象叠加写出了乐曲之美,而且还在于对过程性作了正面的强调。过程性,是音乐性与绘画性的重大区别,是以画之美表现音乐之美,在时间的连贯性上,毕竟是有局限性的。《琵琶行》的伟大就在于,不但表现了乐曲的连贯性之美,而且表现了乐曲的停顿之美,一种既无声音,又无图画,恰恰超越了旋律的抑扬顿挫的连贯性的美。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句子: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居易写音乐,不仅善于用美好的声音来形容音乐,珠玉之声、莺鸟之语、花底之泉之类,均为如此,白居易的突破在于:第一,从“冷涩”这样看来不美的声音中发现了诗意,当然又是为主人公和诗人的感情特点找到了共同载体;第二,从“凝绝不通”的旋律中断中发现了音乐美,这是声音渐渐停息的境界。从音乐来说是停顿,是音符的空白,但并不是情绪的空档,相反却是感情的高度凝聚,是外部世界的声音的渐细渐微,同时又是主体心理的凝神专注。外部的凝神成为内在情绪精微的导引,外部声音的细微,化为内部自我体验的精致。白居易发现:内心深处的情致是以“幽”(愁)和“暗”(恨)为特点的。“幽”就是听不见,“暗”就是看不见,二者结合,就是捉摸不定的、难以言传的,在通常情况下,是被忽略的,沉入潜意识的。而在这种渐渐停息的微妙的聆听中,却被白居易发现了,构成了一种从外部聆听转入内心凝神的体悟:声音的停息,不是情感的静止,相反,是“幽暗”愁恨的发现和享受,正是因为这样,“此时无声胜有声”才成千古佳句。

这实在是白居易的天才创造,不但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在西方也可能是这样的。西方诗人描写美好的声音的篇章,当以雪莱的《云雀颂》为代表。雪莱比白居易晚生了差不多一千年,但是,对于不可见的音乐之美,在以图画之美来表现这一点上,异曲同工:

清晰,锐利,有如那晨星

射出了银辉千条,

虽然在清澈的晨曦中

它那明光逐渐缩小,

直缩到看不见,却还能依稀感到。

整个大地和天空

都和你的歌共鸣,

无如在皎洁的夜晚,

从一片孤独的云,

月亮流出光华,光华溢满了天空。

这是以视觉图画(星光消隐、月华流泻)的逐渐消失来形容声音的渐细渐微,而又充满天宇。这样的正面描绘,其图画之美带着动态的过程性,突出了音乐的时间的延续性,正是因为这样带上了经典性。但是,和白居易比较起来,他的过程性,延续性,也就到此为止,再往下,雪莱就结束了音乐的时间延续性的美,而是致力于空间图画的并列性的美: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和你最相像?

从彩虹的云间滴雨,

那雨滴固然明亮,

但怎及得由你遗下的一片音响?

好像是一个诗人居于

思想的明光中,

他昂首而歌,使人世

由冷漠而至感动,

感于他所唱的希望、忧惧和赞颂;

好像是名门的少女

在高楼中独坐,

为了抒发缠绵的心情,

便在幽寂的一刻

以甜蜜的乐音充满她的绣阁;

好像是金色的萤火虫,

在凝露的山谷里,

到处流散它轻盈的光

在花丛,在草地,

而花草却把它掩遮,毫不感激;

好像一朵玫瑰幽蔽在

它自己的绿叶里,

阵阵的暖风前来凌犯,

而终于,它的香气

以过多的甜味使偷香者昏迷;

无论是春日的急雨

向闪亮的草洒落,

或是雨敲得花儿苏醒,

凡是可以称得

鲜明而欢愉的乐音,怎及得你的歌?

这里一共提供了六幅图画,分别是:1.彩虹的云间滴雨;2.诗人居于明光中;3.名门少女在高楼中独坐;4.金色的萤火虫在凝露的山谷里;5.玫瑰幽蔽在它自己的绿叶里;6.春日的急雨向闪亮的草洒落。六幅图画都是美好的,富有诗意的。但是局限于图画,六幅都是并列的,没有连贯性。美则美矣,对于音乐在时间上的变化表现得很有限。应该说,白居易表现乐曲的连贯性之美,是更胜一筹的。至于白居易所表现的音乐中的停顿之美,则更在雪莱的想象之外。

没有声音为什么比有声还更为动人?因为内心的体验更精彩,更难得。

在千百年的流传中,“无声胜有声”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不但是诗,而且是哲理的胜利。

停顿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和前面的音响形成的强烈反差。如果停顿安排在结尾,停顿就是终止,就一直终止下去,那是很稀松平常的,但白居易却把这一个停顿安排在当中,在两个紧张的旋律之间,戏剧化地在停顿之后又接着来了紧张的旋律: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诗人强调了有声旋律出现的突然性(乍破、突出),增加了戏剧性的冲击力,这是由两幅鲜明的图画带来的,又是贵金属的破裂和冷兵器的撞击带来的在两个极点上的张力。这不仅仅是诗中有画所能解释的。一般地说,图画是静态的、不是刹那间的,而这里的图画,却是“动画”,银瓶乍破,铁骑突出,具有强烈的动作性。白居易的杰出就在于用语言图画的动态,表现旋律和节奏的动态。这种动态,表现出骤然的停顿和突然再度掀起的冲击力。这种突然停止和骤然的掀起,不是孤立的旋律的呈示和再现;再现而不是重复,正是旋律的特点:

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

这是第二次休止停顿,不但是响亮的,而且是破裂性的,把这种破裂和丝织品结合在一起,其声音和第一次“冷涩”、“凝绝”的幽暗不同,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渐进的,而是高亢而凄厉的。在此背景上,第二次休止出现了:

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

这已经不仅是乐曲的停顿,而且是停顿造成的心理凝聚效果。乐曲结束了,听众的心被感染的热烈程度并未消失,而是相反,依旧沉浸在那还没有结束的结束感之中,这种宁静的延长感,诗人用一幅图画来显现。这是一个空镜头,是无声的,又是静止的。江中秋月,这是第二次出现了。这是不是重复了呢?《唐诗选及会通评林》引唐汝询曰:“一篇之中,‘月字五见,‘秋月三用,各自有情,何尝厌重!”此人认为不重复,原因在于,秋月重见,各有不同的情感。第一次“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写的是分别时的茫然和遗憾。而这“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则是另一种韵味,写众多的听者仍然沉浸在乐曲的境界里,这个境界的特点就是宁静,除了这种宁静,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连惟一可见茫茫江月,也是宁静的。这恰恰提示了一双出神的眼睛。二用江心秋月,虽然情韵有别,但相异之情用相同之景毕竟并非上策。尤其是五用江月(另三用是:秋月春风等闲度,绕船明月江水寒,春江花朝秋月夜)都是秋月,而且又都是把秋月和江水联系在一起,毕竟是显得局促。虽然白璧微瑕,然亦不可为尊者讳也。

白居易这首诗妙在把乐曲写得文采华赡、情韵交织、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于无声中尽显有声之美,于长歌中间插短促之停顿,于画图中有繁复之音响,的确超凡脱俗,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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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苏轼全集》(下册,文集卷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189页。

②张岱:《琅嬛文集·与包严介》,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2页。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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