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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东国家和中东激进组织对石油利益与经济公平的不同解读

2008-01-14陈敏华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年6期

摘要:中东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在世界能源市场上长期不能把握自身命运。后冷战时期,由于各种内外矛盾的牵制,中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仍相对边缘化。美国控制石油的动机表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对此的理解相距甚远,与中东激进组织的解读更是大相径庭。涉及经济公平的石油利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和观念层面的压力,使中东乃至世界部分穆斯林倍感不满。

关键词:石油利益;经济公平;美国中东利益;中东石油;激进组织

作者简介:陈敏华,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6-0071-08中图分类号:F371文献标识码:A

追求利益、公平是经济活动中各类贸易的基本目标和核心原则。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自由竞争市场中各行为主体总是理性地维护自身利益并争取物质利益最大化。为此,行为主体通常计算各种选择的代价,权衡代价的大小与物质利益的优劣,选择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但行为体有一点要达成共识,亦即恪守公平原则的交易才是有益的和成功的贸易。

何谓利益?何谓公平?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和团体利益都具物质性特点,获得利益的代价和途径也具有相对统一的评估标准。其实并不尽然,利益中固然有物质成分,但也有观念内涵,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身份的行为体对利益及获取利益的“代价”和途径均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正如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温特所论证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利益由观念建构而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益本身就是认知或观念。

中东石油资源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交汇点,同时也是中东激进组织极度仇视美国及中东国家现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中东伊斯兰国家尚未充分意识到,石油资源在此之前就已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它们一直为能够得到足够多的石油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冷战结束后,石油作为经济资源和战略能源的价值,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地缘政治意义进一步凸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美国之所以积极插手中东,除保证其盟国以色列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输出西方民主外,始终怀有一个重要目的——保证中东石油资源对西方的稳定供应。

中东石油须在一定程度上服从美国安排,这是否公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里相互为邻,“村西居民”有能力轻而易举地来到“村东居民”家里,或作客、或购物、或抢劫。“地球村”“居民”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并不平衡;“居民”的“家史”、“家教家规”和“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因此,当“地球村”“居民”为“作客”礼仪、“购物”规则等发生纷争,谁对谁错,谁胜谁负,既取决于谁更强壮有力,也取决于对“作客”、“购物”、“抢劫”等概念做出的界定和解读。

世界上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不少,但无论储量还是供应量都不能与中东地区相提并论。西方国家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在中东地区获得了巨大的石油利益,后者却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加之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在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中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限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和身份,双方对石油利益的界定各不相同。

遏制地区大国崛起,粉碎其他势力控制中东石油的企图,长期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和能源秩序,是美国重大全球战略利益之一。对拥有石油资源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来说,控制石油产量和保护石油价格,维护自身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许多国家虽关注他国发展状况和世界贸易秩序,但大多是道义上的责任,绝不可能与维护自身利益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美国、中东伊斯兰国家与中东激进组织之间对石油交易的诸多动机和规范性问题始终缺乏共识。这种“共有知识”的缺失建构了相互之间的矛盾甚至敌对关系,扩大并加剧了彼此物质与观念利益的冲突。本文以美国驻军沙特、伊拉克重建以及美国控制石油的动机为例解释这样一种逻辑联系:不同身份建构不同利益,观念不同对行为动机的认知与解读也各不相同。

1、美军驻军沙特

海湾战争时期美军入驻沙特。美国声称是应沙特政府之邀;但多数观点认为这是沙特政府在危急情势下的无奈之举;不少中东阿拉伯国家则指责美国的目的是控制阿拉伯石油。总之,此举引起了不少穆斯林的不满,因这意味着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国沙特境内有“异教徒”军队的存在。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以后,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明确表示: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是违背伊斯兰教法和原则的犯罪行为,但这是阿拉伯民族的内部矛盾,属于“兄弟纠纷”,应由阿民族自己解决。美国以“主持正义”、“严惩侵略”的姿态出现,把阿拉伯“兄弟纠纷”变成“国际纠纷”,一贯袒护以色列的美国不可能真正为阿拉伯国家主持正义。美国的介入和干涉表明它无视阿拉伯国家及其民族的尊严和权利,老布什总统在实施“沙漠盾牌”军事行动时所宣布的美国解决海湾危机的4个主要目标(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政府、维护海湾地区稳定、保护美国侨民安全)也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其后的是分裂阿拉伯国家,破坏阿拉伯民族团结,打击和削弱阿拉伯反以力量,进而控制阿拉伯和阿拉伯的石油。

其实,1990年沙特支持美国出兵海湾,允许美军进驻本国并非贸然之举。科威特被占使沙特感到自身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为伊拉克谋求地区霸主由来已久。沙特明白让美军入驻必然引起中东伊斯兰国家,甚至全世界穆斯林的反感。但经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作为民族主权国家,沙特决定把国家安全利益放在民族和宗教利益之上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

是否允许美国驻军本属国家主权范围,然而沙特情况比较特殊,它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而且还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国,每年接待世界各地的200多万穆斯林到麦加朝觐。麦加和麦地那甚至整个沙特王国都是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土。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允许美国军队——其中不乏基督教徒和女兵——进驻沙特领土,这对沙特本国穆斯林乃至世界穆斯林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必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有鉴于此,沙特政府先是寻求瓦哈比派乌里玛的支持,然后才冒着巨大的风险让美军入驻。沙特瓦哈比派的谢赫巴兹曾有针对性地颁布一项“为抵抗侵略和保卫国家,可以允许其他人在穆斯林中存在”的“法特瓦”,以统一本国和世界各地穆斯林的认识。

2、伊拉克重建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马里兰大学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希伯利·泰尔哈米教授在埃及、沙特、约旦等国走访了3600人,了解民众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看法。结果显示,与美国关系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如摩洛哥和约旦,只有6%的被调查者对美国持赞许态度,沙特这个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国家,持赞许态度者仅占4%。询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被调查者认为第一原因是为了石油,第二是为了以色列,第三是为了削弱和反对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人怀疑美国的

动机,不相信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会带来中东和平。支持美国对伊战争的沙特民众,大多也认为战争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将是消极的,战争不会给中东带来多少和平与民主。即使在比较自由开放的约旦,在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栏,除了选择他们本国政治家以外,多数人竟然选了萨达姆。因为约旦国民反对美国对伊战争,而约旦政府则站在美国一边。为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约旦政府逮捕反对战争的领袖。泰尔哈米认为,正是这种对立导致约旦国内民主水平的降低。

2005年10月,美国提出“大中东倡议”、要求中东伊斯兰国家实行民主改革之后,泰尔哈米教授和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又在中东6个阿拉伯国家(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埃及和阿联酋)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美国的民主改造中东战略,只有6%的受访者赞同;69%的人对美国是为了推动伊拉克民主而发动伊战提出质疑;58%的受访者感到伊拉克比战前更不民主;75%的人认为伊拉克情况比战前更加恶劣;76%的人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攫取该国的石油;68%的人认为美国主要为了支持以色列。泰尔哈米说:“美军驻守伊拉克带来负面影响,令人对美国的企图感到害怕。”

2008年5月2日,“军事飞扬网”报道,泰尔哈米教授和国际佐格比公司4月份联合举行的年度民意调查发现,每10个阿拉伯人中就有8人对美国怀有不满情绪,认为“和2006年相比,在这次调查中对美国有强烈不满情绪的阿拉伯人明显增加。这和以前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只不过情绪更对立了。在回答‘你是否对美国有信心时,70%的人回答说没有”。上述6国接受调查的4000人中,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个人观点的形成,主要受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不受美国价值观或者美国文化的影响;83%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关键问题;55%的人表示虽然美国试图协调巴以双方达成妥协方案,但长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80%的受访者相信,伊拉克今天的状况比2003年美国攻入伊拉克前更糟糕。但在回答是否应该让美国军队尽快撤出伊拉克时,阿拉伯民众与政府的意见有分歧。泰尔哈米教授说:“阿拉伯国家政府非常担心美国军队迅速撤出伊拉克,他们担心伊拉克政局不稳,担心伊拉克发生内战,担心伊朗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希望能有一个中间协调人。但公众不这样看,61%的受访者认为伊拉克人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情。”

何谓经济公平?美国、中东各国政府和中东激进组织的解读各不相同。

1、美国的“经济公平”:维护世界贸易安全

众所周知,全球石油的2/3储量集中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其产量及出口量都居世界首位。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美国的每项中东政策都被认为是其能源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中东部分伊斯兰国家、中东激进组织的解读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坦承进入中东是为了石油,但控制石油并非为了美国的一国利益,而是维护世界能源供应的安全,确保国际经济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东伊斯兰国家则认为,中东石油应由中东伊斯兰国家主导,不应由美国控制。中东激进组织则认为美国是“地球村”村西头的强盗,跑到村东头来抢劫石油,还标榜自己是为了保护全球居民的交易秩序。

美国“维持世界贸易安全论”的基点,是强调“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地球共同体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运作的整合,即各国通过商品和劳务贸易、资本流通、劳动力流动等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围绕着稀缺资源的国际配置,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各国民众的生活圈日益重合。因此,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无法割断的联系。高速增长的经济活动需要石油,石油的产量和价格不是某个地区的事务,它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托马斯·巴内特在其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中写道:“为了能源的流动,必须在中东和中亚实现安全。”“具体而言,安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得由美国这个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来保证。”美国认为自己作为“全球大国”,有“发挥领导作用”的义务,“防止任何大国控制波斯湾,利用美国实力为国际社会谋取重要公共利益”是建构和再造美国“上帝使者”、“全球大国”身份的重要措施,而且这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控制着中东石油,居然把这种控制解释得如此无私和崇高,这让中东伊斯兰民众感到郁闷进而愤慨,他们根本不相信美国对控制石油动机的解读。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07年12月27日刊登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题为《我们为什么去波斯湾》的文章,解读了美国实施中东“石油战略”的动机:“许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海湾感兴趣,是因为“山姆大叔”对原油无法满足的渴求。其实“美国是世界第三大产油国并且蕴藏着大量煤”,“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只占它(指美国)能源供应的一小部分”,“美国只有17%的石油进口和不到0.5%的天然气来自波斯湾。”美国国内对石油的需求“不是美国对波斯湾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作为“发挥领导作用的全球大国”,美国有责任“维持世界贸易的安全,同时确保国际经济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认为,“美国对波斯湾的政策是美国努力建设和平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美国利用实力为国际社会谋取重要公共利益的一个方面,虽然它最终是由国内关心的问题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所推动的。”

然而,这只是美方的表白,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有权力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真实意愿和动机提出质疑,根据“自有知识”解读美国的意愿和动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中东石油政策表述的这种“境界”,是中东伊斯兰国家“自有知识”所不能想像的,也尚未被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实践所证实。

2、中东国家的“经济公平”;维护能源拥有者的利益

中东伊斯兰国家认为能源拥有者不能自主掌控自己的能源产量和价格,在世界能源市场长期听命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公平”无论如何都不具备说服力,不认为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是为“德国、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不必保持大量军力以便派兵到中东保卫能源来源,这些国家的海军也不必派兵保卫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超级巨轮”。沙特《杂志》周刊2007年6月23日刊登了题为《美国,是否淹没在石油战略之中?》的文章,认为美国占领伊拉克是为掠夺、窃取中东的石油,指出伊拉克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150亿桶,预计超过伊朗,成为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资源国。控制伊拉克和伊朗石油就能威胁俄罗斯和中国,抑或成为美国向俄罗斯和中国施压的筹码,为美国旨在阻止任何超级大国同美国分享世界领导权计划服务。“当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时,美国总统布什向美国人发表讲话说,如果世界大量石油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控制下,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友好国家的自由等都将受到影响。”“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把数十个石油生产合同给了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后,小布什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文章认为美国占领和控制能源源头,意在威胁俄罗斯和中国,从而维护

自己的世界领导权。

其实,美国中东能源政策的“目标”是为维护与再造美国的“霸权国”身份。关于这一点,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对美国执行中东能源政策“动机”的认知:美国表示是为了世界贸易安全和国际经济交易秩序,中东伊斯兰国家则认为是为了掠夺它们的资源,控制它们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

埃及学者巴哈丁在《十字路口》一书中写道:美国是“由逃犯、冒险家和激进分子组成的社会”,他们“靠剑和火跨越一切障碍,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硬夺任何伸手可及之物……因为丛林法则就是真理和法律,伸手拿到高于一切,就是所有权的证明和合法的依据,金钱和黄金是他们的目标和原则,暴力是他们的手段和准则,他们把强占的土地视作自己的国土和私产,堂而皇之地把感恩祷告看作是上帝在祝福他们的行动,把节日和庆祝活动看作是对他们行为的赞美、对他们历史的粉饰。”巴哈丁的这段描述反映了他对美国的整体认知: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美国曾经在建国初期依仗自身实力,强迫当地土著遵守“美国规范”,依据丛林原则建构“霍布斯结构”。时至今日,美国在控制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中的所作所为,依然具有这种特征。巴哈丁还指出:“全球化、民主和自由市场,要是不讲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那就毫无价值或内容可言。”“已成为小小地球村的世界,只要公正不是稳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它就绝不可能有安定。”他认为,“世界分化为‘穷奢极侈的极少数和‘贫困潦倒的绝大多数的局面,是由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不反对‘世界自由市场理念,但是‘世界自由市场应该是既自由又公正,‘以共同关心、互相帮助的关系相维系,而不是充满‘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占有价值观的世界市场。”

3、中东激进组织:石油掠夺者和国家利益出卖者

中东激进组织认为,美国是“被称为吸血鬼之王的德拉库拉伯爵,到处寻找新鲜尸体,希望吸干它们的血。”“之所以美国人到伊拉克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石油,如果伊拉克没有石油他们还会来吗?”

本·拉登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多次表露对美国驻军沙特的不满,表现出对圣地长期被占而蒙羞忍辱的心态。1988年2月22日,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以“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进行圣战的伊斯兰世界阵线的名义通过一项正式战争宣言:“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的命令,是每个有能力这样做的穆斯林的义务,目的是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和圣地,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撤离所有穆斯林的土地,使它们不再有能力威胁穆斯林。”1996年10月12日,本·拉登发表圣战宣言:“我的穆斯林兄弟,你们在巴勒斯坦和拥有两个圣地的地方的兄弟呼吁你们帮忙,请求你们参加反对敌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斗争。他们请求你们尽一切可能把敌人赶出神圣的伊斯兰土地。”“对美国占领者采取恐怖活动是一种宗教的、合乎逻辑的义务。”1998年12月22日,本·拉登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为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而建立的国际伊斯兰圣战阵线承蒙天恩,发布了非常明确的死刑令,要求伊斯兰国家进行圣战,解放圣地。穆罕默德的国家响应了这个号召。如果鼓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圣战……被认为是犯罪,那就让历史见证我是罪犯。”“那些为了让真主高兴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努力为伊斯兰国家洗雪耻辱。我们对他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无论如何,“信奉异教的美军在一个守卫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的国家驻军,是本·拉登最大的抱怨之一。”当记者问本·拉登如何看待沙特王室的未来,以及他们与美国及美军的合作时,本·拉登说:“历史会回答你这个问题。任何出卖人民利益,背叛人民和脱离伊斯兰国家的政府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预计像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一样,沙特王族将分离和消失。”记者问:“你认为是沙特政府要求美国部队留下来,是吗?”本·拉登回答:“要求与否并无关系,因为无论怎样,美国人的反动、侵略和贪婪都在,当然他们是通过政府的同意才来的,事实上政府要留要赶并没有什么分别。”

顺利和成功的互动基础,除了双方地位对等、相互尊重之外,就是双方拥有“共有知识”,即双方拥有相同的、至少也是相似的观念和规范。如果双方的“私有知识”差异过大,甚至截然相反,又缺乏良好沟通,那么互动大多是失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东激进组织不仅在物质上不对等,身份不对称,利益相对立,而且在观念上差异甚大,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共有知识”的缺失,使中东激进组织夸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东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矛盾,也歪曲了中东国家现政权对西方发达国家让步和妥协的性质。

美国的“自有知识”,即“经济公平”的理论出发点是基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超国家关系论”和“地球共同体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爱德华·L·莫尔斯(Edward·L·Mors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Nye)等人提出的“超国家关系论”,以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为立足点,认为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正在变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围绕着稀缺资源的国际配置,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各国人民的生活圈日益相互重合。

“地球共同体论”是从政治外交角度对超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其倡导者认为,既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经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因此应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人们应抛弃“民族国家主义”,转而树立“地球中心”的研究范式。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在1972年就提出“当世纪末临近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这一“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加拿大的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史蒂芬·基尔(stephen Gill)等人一起创立“地球政治经济学”,提出要建立“地球市民国际社会”。考克斯等人还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以直接投资为原动力的生产国际化扩展使世界各国已形成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共同意识形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有了共同的目标和理念。出现了国家国际化现象,强调生产的国际化过程即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为解决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形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与生产国际化相适应的更加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东伊斯兰国家认为,虽然自身拥有丰富石油资源,但在世界能源市场中长期不能把握自身命运。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国家非但未能推动大国和国际社会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未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还要听从美国的颐指气使。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却没能够发挥能源优势,迅速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滞后与边缘化的状态。对于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中东民众而言,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冲击,已经波及到中东国家政治、文化、乃至民众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诸多方面。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言:“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正面临着一个艰巨而令人恐惧的挑战。现有形势下的全球化是对我们和我们宗教的一个威胁。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混乱和绝望情绪。”中东激进组织则认为中东石油是国家“腐败”政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勾结的利益基础,是造成中东伊斯兰社会贫富悬殊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社会非主流团体的中东激进组织,其利益诉求带有明显的政治宗教性质,关于石油利益和经济公平的解读带有益惑性和煽动性。他们通过把国家现政权描绘成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者,为自己实施的暴力行动作辩解。

事实上,对美国而言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石油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战略资源。从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和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必须控制中东石油。这样不仅满足美国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基地,进而拉拢盟友,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对美国这一世界超级大国来讲,这无疑是难以割舍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利益。美国控制石油的动机表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及其民众对此的理解相距甚远,与中东激进组织的解读更是大相径庭。这都对中东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压力,使中东乃至世界部分穆斯林倍感不满甚至愤怒。

无可否认,全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代化也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凭借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为自己谋求利益,使自己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世界各地可能依然维持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石油就不会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也不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觊觎。如果中东伊斯兰国家仍处于农业文明时代那般富足和强大,就有能力维护自身石油利益,即使西方国家对石油垂涎三尺也无济于事。如果国际社会不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也没有诸如国际分工之类的论调。

中东伊斯兰国家及其民众不仅处于石油利益冲突的交汇点,且处于由不同身份、价值判断构成的观念性冲突的交汇点,这对他们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引起他们认知和情感的极大不平衡,成为催生中东激进组织暴力行动的诱因之一,同时构成了暴力行动获得部分民众认同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马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