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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合作现状

2008-01-14张家栋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年6期
关键词:恐怖主义

摘要:中东是当今世界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恐怖主义问题与国家主权、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等纠缠在一起,虽然各国都在反恐,但成果非常有限。只有促进经济合作,增加中东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宗教、民族和政治事务转移到经济议题上来,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较完备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

关键词:中东问题;恐怖主义;经济合作;反恐合作;宗教因素;非传统安全

作者简介:张家栋,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2004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6-0024-07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05JJDGJW001)的阶段性成果。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恐怖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除了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政治经济落后和大国在该地区的相互争夺之外,伊拉克战争也是当代中东恐怖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在中东还不存在正式的、有效的区域性反恐机制,国际反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国际政治斗争的制约。

一、中东恐怖主义形势

早在冷战时期,中东就是恐怖主义威胁严重的地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和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东在一段时间内也表现出缓和的迹象。但是由于巴以冲突仍然存在,其他一些矛盾与冲突也未肃清,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东恐怖主义形势迅速恶化,主要表现为:

1中东地区成为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地区。从1968~2007年的整体数据来看,中东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数量、人员伤亡等方面,都占世界一半左右,且这一局面在进入21世纪后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不断恶化。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一般占世界总量的20%,伤亡人数占30~40%之间。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这一比例逐渐上升到半数以上。2001年以来的7年间,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出现了较大波动。2001~2003年,由于各国强有力的反恐措施,世界恐怖活动出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06年,世界恐怖活动、特别是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急剧上升;从2007年开始,世界恐怖活动在整体上有降温趋势,恐怖活动伤亡数据也表现出类似趋势。2001年以来,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大致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4571人增加到2006年的12071人。但到2007年时出现了较大的转折,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下降到8763人,下降了27.4%。虽然中东、南亚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东不仅仍占主要部分,而且其比例还从2006年的79.6%上升到2007年的84.7%(参见下表)。

2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东地区发生的恐怖活动主要是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后遗症。在2000~2003年间,在伊拉克发生的恐怖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从2003年开始,在伊发生非常规暴力活动呈爆炸式增长态势,仅2003年伊境内共发生147起恐怖事件,造成539人死亡、1176人受伤;到2006年,伊共发生3946起恐怖事件,造成9454人死亡、15241人受伤。2007年形势虽有所好转,但恐怖事件数和死亡人数仍分别高达2343起和7404人。

统计数据的下降并不一定就表明伊安全局势得到缓和,却有可能意味着伊安全问题更加突出。2007年中东地区只有7423人死于恐怖活动,伊拉克一国就占了99.7%。据统计,在2007年伊拉克有18938人死于各类暴力活动当中,而这一数据在上一年度是18655人;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阵亡901人,上一年度则只有822人。从这些数据中虽然不能得出伊拉克局势恶化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表明伊拉克局势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尽管2007年每天死于暴力冲突的伊平民数量大约53人,低于2006年的每天64人,但伊拉克的动荡局势开始对中东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产生了影响。“基地”组织开始通过其在伊拉克的分支和附属机构筹集资金和训练人员,支持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活动。

二、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对于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学界和政界有不同的认识。赫尔勃特·奎彻尔特(HerbertKitsehelt)认为,中东地区“很明显地陷入到低增长、不良的治理和抵制经济全球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中。”美国总统布什则认为,“许多中东国家……是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失败,”似乎说明中东恐怖主义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缺陷。与西方人士倾向于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内因去寻找理由不同,非西方人士一般倾向于为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寻找一个综合性的解释,认为仅仅将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于中东国家的内部治理则过于片面。由于中东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缘环境,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都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在很多情况下外因甚至大于内因。具体来说,中东恐怖主义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别:

1阿以冲突(现在主要表现为巴以冲突)是巴以分治以来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持久性根源。准确地说,目前巴以暴力冲突仍具有民族冲突的性质,只是其手段往往直接针对平民等非军事目标,具有明显的恐怖主义特征,至少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冲突。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史中,恐怖主义只是一种被双方普遍采用的手段而已。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处于强势地位的犹太人逐渐抛弃了恐怖手段,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人则逐渐更多地接受了这种适合于弱势群体的非对称暴力手段。

2政治经济困境是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产生的大背景。在经历了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经济繁荣后,中东国家出现了石油富国与非石油穷国之间的分化,同时又使得石油出口国出现了从多元的农业和纺织业经济体向单一商品出口国方向的转变。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石油价格的下降,又使这些石油富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很多中东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下,被迫进行了经济改革。但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仍维持着传统的政治制度,从而与开放、自由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之间构成了严重的矛盾。结果是,无论是君主国、酋长国还是世俗政权,都在政治制度与经济要求之间出现了冲突。

3宗教极端主义是激化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思想动力。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20年罗斯(CurtisLeeLaws)主编的美国浸礼教会的《守望稽刊》(TheWatchmanExaminer)中,他强调自由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赋予个人以自由;当法律和现行秩序与《圣经》相冲突的时候,公民不服从是一种自然的、本能的反应。当原教旨

主义思想与中东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后,就逐步成为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中东,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等传统思想逐渐失去民众支持,而极端宗教组织的生命力日益旺盛。“基地”、“真主党”、“哈马斯”等活跃的武装组织,都具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在犹太人方面,“卡赫运动”(Kachand Kahane Chai)、“公路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Highways)、“犹太战斗组织”(EyAl)、“希伯来复仇者”(RevengeofHebrewBabies)和“大卫之剑”(SwordofDavid)等极端组织,不仅袭击巴勒斯坦目标,还暗杀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2006年1月,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地带后,犹太极端组织成员又威胁要暗杀以色列总理沙龙。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显示出在伊拉克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伊斯兰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也在不断升级。“两河基地组织”(Tart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awhid and Jihad)以及“伊斯兰教法支持军”(Ansar al-Sunnah Army)等伊拉克新恐怖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反抗外国占领的民族主义色彩,但也或多或少地从宗教极端主义获取了思想动力。目前,这种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相互结合的恐怖组织,是中东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

4反美主义是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9·11”事件后,布什总统在解释中东人为何仇恨美国时说,“他们仇恨民选政府……仇恨我们的自由……”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认为,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暴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而且存在于伊斯兰本身之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中东人对美国的仇恨,归结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不仅不能实现反恐怖目标,反而为恐怖主义情绪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事实上,中东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主要是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而非由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对一些中东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以及在海湾地区的驻军和伊拉克战争,是刺激中东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

如果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与一些中东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其在中东地区的驻军是历史问题的话,那么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是刺激中东反美主义情绪高涨的新根源。伊拉克战争不仅激化了传统反美主义者的情绪,也在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内部催生了反美情绪。一部非常流行的电影《巴格达陷落之夜》(The Night Baghdad Fell),就用喜剧式的开场来描述了美国对埃及的入侵。土耳其电影《狼谷》(Valley of the Wolves)描述了这样一幕:在美军轰炸了一座清真寺、袭击了一个婚礼之后,土耳其军队报复了邪恶的美国军队。可见,中东穆斯林与美国人之间缺乏信任,妨碍了双方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

三、中东地区反恐治理状况

中东面临着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且缺乏地区性反恐合作机制。不仅如此,有关国家仍然在恐怖主义的定义方面争执不休,将对组织和个体的恐怖主义定义视为一种国际斗争手段,而不是出于反恐的实际需要。“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等论调在中东地区十分盛行。在此情况下,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治理,主要集中在个别的反恐措施以及一些没有约束力的反恐宣言或原则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东地区的反恐合作机制很不完善。如上所述,中东是世界恐怖主义威胁的重灾区,很多中东国家都将反恐合作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是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均有较为完善的反恐措施。但中东国家的反恐政策,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特别是在涉及阿以冲突等敏感问题时,更是如此。如以色列将自己的军事袭击定义为反恐行动,而中东伊斯兰国家则倾向于将反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定义为民族解放运动等。尽管如此,在中东,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家之间,也通过了一些反恐法规:1994年12月13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7届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准则》,要求成员国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策划或参与资助、煽动、支持恐怖主义行动;1998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会议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1999年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这些反恐怖法律文件都是国际反恐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本上都是在本民族、本宗教范畴内的合作,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反恐合作。但中东国家曾作过一次建立跨宗教、跨民族反恐合作机制的努力:1996年3月,第一次“和平缔造者首脑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包括中东和会两主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30多个国家元首出席。虽然会议的宗旨被确定为“支持地区和平、维护地区稳定、反对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强调的是要打击伊斯兰恐际主义,而阿拉伯国家更关心的是巴以和平进程和巴人民的命运。另外,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被美国排斥在外,叙利亚和黎巴嫩又抵制会议,使得这次会议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没有实现建立地区反恐机制或塑造地区反恐认同的目标。

2中东地区一体化水平很低。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缺乏紧密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实现持久、密切、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评价一个地区反恐合作水平的主要标志,并不是那些应急的反恐宣言和公约,而是一个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中东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目前,在中东地区除了有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两大政治组织外,还有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欧洲一地中海伙伴机构(EMP)和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协议(GAYTA)等经济合作机构。但伊斯兰会议组织、阿盟等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组织。经济性合作组织因其跨越宗教、民族和文化的特征而对地区一体化和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欧洲—地中海伙伴机制成立于1995年11月,包括欧盟和12个地中海国家或地区,试图在自由贸易和密切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该机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机构,也是一个政治和安全伙伴机制,旨在创造地区和平与稳定。但是,由于中东国家与欧盟国家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模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目前该伙伴机制并不成功。因此,中东地区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包括反恐合作在内的地区稳定机制,经济合作必须先行。

3中东国家参与了一些全球性反恐合作,但意义和作用不大。全球范围内的反恐体系包括联合国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跨地区组织和12个全球性反恐公约。其中,反恐公约规定了一些反恐基本原则:反恐遵守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原则和国际规范;国际社会认识并谴责所有特征的恐怖主义行为,任何恐怖分子都必须受到惩罚;国际合作是反恐活动必须遵守的原则。与世界其他地区

一样,中东国家大多遵守这些反恐公约。虽然各国对公约的认识和贯彻状况不一,但这些国际反恐法规对中东国家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中东国家都承诺打击、惩罚其管辖范围内的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恐怖活动的遣责。虽然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这种表态并没有很大的分量,但在“9·11”后的国际反恐潮流中,中东国家至少在政治态度方面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并成为针对恐怖主义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所有中东国家都欢迎达成一个全球性反恐怖协议。中东国家虽都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活动,但在具体在具体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约旦基本上完全支持美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北非伊斯兰国家主要止于口头支持;而沙特和埃及则是支持与批评并存。但在联合国制订全球性反恐公约、统一恐怖主义定义的努力中,中东国家表现得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要积极。

四、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前景

中东地区遭受严重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状况已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仍无好转的迹象。国家间冲突、大国政治角逐、宗教与民族矛盾的渗入等仍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恐怖主义问题的大背景。具体来说,以下因素仍然主导着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

1美国的角色矛盾是解决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中东,美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的援助、军品出售和与一些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持其在中东的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又在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和民族冲突中,试图充当解决者或调停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裁判员和运动员之间角色的相互矛盾性,使得美国既不能摆脱受中东问题的影响,也不能有效地解决中东问题。从中东国家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美国解决不了中东问题。但由于美国经常也是问题中的一方,有了美国,在中东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导致了以下后果:美国可在中东的整体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又会使一些国际冲突长期化。因此,滋生中东恐怖主义的土壤非但不能消除,反而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2国际反恐力量的不平衡分布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对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其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还来自于有关国家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反恐经济和政治资源,难以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不仅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反而为恐怖主义网络不断提供新的成员和训练营地。恐怖主义的全球性、非对称性特征,使得在一个全球体系中,不同国家间反恐能力存在不平衡性,这不仅威胁了落后国家的安全,也可能威胁到发达国家的安全。但恐怖主义又具有一种区域性和流动性。发达国家有效的反恐措施,往往有可能暂时地驱使恐怖主义势力向安全能力薄弱的国家流动,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安全负担。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有可能采取将恐怖分子驱逐出境的政策,或者干脆采取姑息纵容政策,这又增加了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风险。

3缺少建立综合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环境。虽在“9·11”事件后,美国建立起一个规模空前的反恐志愿者同盟,但事实上国际反恐合作的水平是非常低的,更谈不上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了。因此,国际反恐阵营面临的挑战与障碍,虽在中东尤其严重,但又不是中东地区所独有的。从整体上看,国际反恐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首先,在恐怖主义定义方面不存在全球共识,甚至连地区性共识都很难达成。在很多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在内,不同的部门也有着不同的恐怖主义定义。这在事实上既为有关国家的对外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广泛、深刻的国际反恐合作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缺少一个综合有效的国际司法机制,以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规范、监视、起诉和惩罚;再次,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刑事司法力量,以解决反人类和战争罪行,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的罪行;最后,缺少一个强大的国际警察力量,以从事情报收集和犯罪预防工作。

五、结语

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东反恐合作的程度与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反恐活动的成效。但中东反恐合作所面临的障碍,不仅包括反恐法律或技术本身,还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要想深化中东地区的国际反恐合作,维护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必须从中东内部和外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首先,必须促进巴以和解。巴以冲突是中东安全问题的症结。如果不能实现巴以和解,就不可能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公正的和平。在目前状况下,恐怖主义在中东只是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所导致的一个衍生问题而已。

其次,必须促进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温和派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对话与和解。目前,温和派穆斯林既基于人性和宗教信仰而不愿意支持恐怖主义,也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感而不愿意主动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他们既不会从事暴力活动,也缺少从事反恐活动的能动性和话语能力。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伊斯兰极端分子主导或劫持了,导致了严重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但若没有温和派穆斯林的理解与支持,国际社会也不可能赢得反恐斗争的胜利。

再次,必须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改革,来推动中东地区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提供条件。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从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进步都会带来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并且常常是社会、政治进步的必要前提。

最后,必须坚持政治多元化的道路,放弃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中东国家面临着来自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制约,不能建立一个让西方满意的制度,以减少自己进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政治阻力;另一方面,由于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也不能建立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摆脱外部干涉,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安排政治进程,才有可能建立适合于中东地区的政治模式,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土壤。

(责任编辑:孙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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