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江利捷咨询首席经济顾问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口出狂言，中国必定会放弃大锅饭体制而转向私人产权发展。果不其然，不久中国真的调转船头，开始了从计划体制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渡河计划。张五常也由此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崭露头角，与他相关联的制度产权学派也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大红大紫起来。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个年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今年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斯氏的“河中央”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改革由此进入“过大关”的关键时期。

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也提醒我们这些过分沉溺于11％经济增长率的中国人有必要在现今GDP可谓奔腾发展、同时又与物价飞涨、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想想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改革的核心。而且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的那句至理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更是提醒我们要在有限期完成改革，至少某一部分路线图计划，要不又要被人嘲笑成遥遥无期的马拉松式改革拉力赛，再好的未来改革宏图也真的只是一个饿汉画饼充饥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尽管我们的改革遍地开花，但当初的改革既不是张五常这样“经邦济国”的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也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所能预见的“穷图匕现”，谁料竟是那十几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冒死签下的一份生死状！可悲？！可叹？！可喜的是，终于有人弄明白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前计划体制的“大锅饭”注定是要走向死亡，而小岗村农民滚打摸爬出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恰恰能将民众的进取意愿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找到这一突破口。于是，接下去的中国改革道路就是在民众的进取心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相互博弈，不断讨价还价，不断演进中进行的。

1993年，将近10年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终极目标。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发现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股份制改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原则开始确立。不过，这一轰轰烈烈的专制改革却在2005年的“郎顾之争”的民族情结中偃旗息鼓。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不少经济学家极端地认为，实际上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那么就不会有私有企业的增量溢出效应。不管这些论断的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过程，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与经验，才能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改革比那些正式制度的确立更加重要。正式制度，我们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确立，而观念的惯性是整个制度系统变迁中最关键的内核，也是最慢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改革生死攸关的“咽喉”。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所谓的经济成果其实只不过是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而已，而不是改革的充要条件。这样，我们也能回答萨克斯等人所辩解的中国经济成果。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济成果背后折算的是产权观念的形成和确立。

在时间的矢量上我们同样只能一次踏入河流。我希望，当我们再回首我们这一伟大的改革事业时，不因跌宕起伏而焦虑不已，不因世事变幻而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已经完成我们伟大事业最核心的关键部分，而那些细枝末节的还留给时间来慢慢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