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我们担心，之前在改革中积累起来的虚弱工业基础很有可能被强势的资源垄断力量拖垮

最近，有两则新闻引起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重新关注:

一则新闻是最近刚刚公布的“2006年中国税收百强排行榜”，目前纳税500强企业纳税总额首次突破7000亿元大关，达到7742．93亿元，税额占当年整个国家税收总收入五分之一之多，而大庆油田以410．52亿元的纳税额连续第七次蝉联榜首。从企业的性质来看，资源垄断性企业占据三分之一席位，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仍然不可低估，甚至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经济地位。

另一则新闻是紧随之后由商务部在厦门发布的《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他们认为，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真正的垄断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按理说，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也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过大关”的关键阶段，市场改革的新生力量与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垄断势力进入对垒的攻坚阶段。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曾把中国目前这一进程比喻为“河中央的中国经济模式”。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虽谈不上完全成功，但市场怎么都有半对半的对抗实力。不过，以上这两个报告一定会让斯蒂格利茨的判断大跌眼镜，包括他在内的经济学家都又将遭遇到另一个中国改革悖论:为什么转型国家的垄断力量总是那么顽固不化呢？即使在市场的快速增量发展中，依然无法抹去计划体制下遗留的垄断控制力量。

其实，中国这些行政性垄断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垄断企业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垄断控制力量，具有浓厚政府管制色彩、延续过去体制获得的政府授权而实际需要公共政策机制予以调整的“官办”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行使着变形了的市场权力，实质是政府权力向市场领域的延伸。而从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税收来看，恰恰反映了这些垄断企业与各级政府具有经济上的“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而这些共同的经济利益存在使得政府即使具有良好的经济改革意愿前提下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甚至在企业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给予一定的直接性或者间接性政策性补助。经过这二十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民营企业的新生力量大大加强，但政府并没有放弃对那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按照国家经济安全论，的确需要控制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但并不是说那些软预算约束在这些垄断行业企业就不存在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垄断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或者微薄利润阶段，但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理解了这一反差，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中央政府严厉控制物价飞涨的前提，石油企业、电力企业一方面揣着巨额的垄断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又能以成本的压力理由向国家相关部门申报涨价。

另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500强、美国500强、日本企业500强，尽管其中也有不少的炼油和金融企业高居榜首，但是中间仍不乏有通用汽车、IBM、松下、索尼、三星这样的优秀制造企业。而且，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经验来看，要实现一个国家真正有效的快速发展，单有庞大的金融和能源企业是不够，这些企业都需要有一大批优秀的工业制造企业作为支撑。这就是说，中国要想实现世界500强的全面超越，首先培育的应该是具有良好创新动力的工业制造企业，而不是那些资源垄断性企业。

但这一税收榜首恰恰在警示我们:强势的资源垄断力量，虚弱的工业基础。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不仅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而且我们担心，之前在改革中积累起来的虚弱工业基础很有可能被强势的资源垄断力量拖垮。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江利捷咨询首席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