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在魏玛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歌德和席勒。

就人生的境遇而言，两人相差很大，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戏剧创作。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赋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人类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时非常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来也不便对席勒的家属有更多的询问，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于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顱骨，这是连现代最高水准的法医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的依凭，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一颗颗颅骨长时间地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放，而情景总是最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只剩下一颗颅骨，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这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心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吕丽妮摘自《新青年》 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