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强

每一次八国峰会期间，总会有众多的示威者来给各国领导人“添乱”，所以八国峰会同时也是反全球化人士的“例会”。而G8峰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次6月6日至8日的德国峰会这样，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两个政治舞台：从今年3月起，德国政府斥资上千万欧元，在滨海乡村海里根达姆（Heiligendamm）兴建了一条12公里长、2.5米高的铁丝网，将G8峰会首脑下榻的凯宾斯基饭店以及大约三百户居民圈护起来，这条铁丝网甚至伸入波罗的海3公里；而在这道隔离墙外，从5月中旬起，反对G8峰会的抗议者们也陆续驻扎在距离酒店数公里外的农场空地上。

一道令人联想起柏林墙的铁丝网，划出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个世界。墙内，是代表全球化既得利益者的世界最富裕集团的工业八国；墙外，则是为穷国呼吁更多公平正义的来自全世界的近十万抗议者。

抗议者：愿望有多迫切，表达就有多强烈

其实，从5月中旬起，就有成群结伙的抗议者们陆续来到海里根达姆附近的草地上，安营扎寨，与铁丝网内的白色度假酒店楼群遥相对望。来自德国、意大利、北欧和南北美洲各地的愤怒青年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自行搭建帐篷，打造长桌长凳，甚至瞭望台。他们在露天搭起大锅，煮着蔬菜和通心粉，生活简约而自然。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揶揄道，与他们相比，墙内的G8首脑们，个个都是食肉者。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代理人，默克尔政府对待示威者的做法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并未稍减暴力的运用，只是控制技术更为精准。除了耗资1250万欧元兴建隔离墙，并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对付示威者，德国内政部还调集了全国1.6万名警察，组织了“9·11”以来最大规模的安全行动，并宣布峰会期间隔离墙外围5到10公里的范围内禁止任何游行示威。不仅如此，从4月起，德国警方搜查了全国大约四十余处抗议组织者的办公室和住所，从抗议者的电脑中寻找抗议示威的组织和人员资料，并收集他们的气味标本。如此种种，已经被德国媒体充作嘲笑警方侵犯人权的搞笑素材。

但是，德国警方“零容忍”的政策并未能阻止示威的准备。与仅仅3天的G8峰会不同，在海里根达姆会场外的反全球化示威早在峰会前一周就陆续进行，持续了10天之久。他们的表演当然不在密室，而在街道。10万名示威者的国籍也远比八国更具全球性。

暴力抗议：抗议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形式

6月2日，在50个国家设有支部、拥有大约9万名成员的阿塔克（Attac）会同其他组织，在邻近的大城市罗斯托克组织了大约有8万人参加的和平示威。如此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当地还是首次，即使在前东德时期也未见过。当示威进入尾声，警察的暴力镇压引发了“黑色军团”的反击，也演变成本次峰会反G8示威活动中最为惨烈的暴乱。冲突过后，近千人血洒罗斯托克街头。其中，警察受伤433人，重伤30人，示威者受伤520人，20人重伤，另有128人被扣留。在八国首脑到达海里根达姆之前，燃烧的汽车、投掷石块的黑色军团、短兵相接的游行队伍和镇暴警察的画面，就透过采访峰会的媒体传遍了世界。

参与示威的诸多反全球化组织在谴责警察暴力的同时，也谴责了黑色军团的暴力示威。不过，无论从组织还是从行动上，暴力示威应该归为警察暴力的产物。6月2日当天的游行，不仅为了反对本次G8峰会，更为了纪念40年前一名死于警察暴力的柏林学生。1967年6月2日，27岁的学生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在西柏林的游行中被警察枪杀，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也从此进入一个转折点——“6月2日”、“红色旅”等极端左翼暴力组织随后形成。类似的还有，2001年热那亚G8峰会中，一名23岁的意大利青年卡洛斯·朱利安尼（Carlos Guiliani）在街头抗议中被警察枪杀。这一意外死亡事件催生了黑色军团，壮大了阿塔克。在本次峰会期间的镇压行动中，防暴警察事先摘掉了胸前的姓名牌和警号，以免被媒体录像和被示威者识别。在爆发街头冲突后，德国右翼的基社盟议员斯蒂芬·梅耶（Stephan Mayer）竟提议动用德国反恐特警来对付暴力示威者。而橡皮子弹的使用也被付诸讨论，所幸德国警察工会的发言人在峰会前夕否认了使用不人道的橡皮子弹的必要。在1999年的西雅图G8峰会期间，美国警方首次使用橡皮子弹对付示威者，造成严重伤害。

被德国警方视为本次峰会最大威胁的有暴力倾向的黑色军团，属于激进的“干预主义左派”，规模近8000人，参加本次峰会的成员在1000到2000之间。他们大多来自柏林的几所大学，头戴面具，身着统一的带帽黑色大学衫，防范被警方录像事后甄别。他们回击警察的辣椒水和警棍的武器是德国城市随处可见的铺道石——既是欧洲过去200年社运传统的载体，也是常常令中国旅游者徜徉古旧欧洲街道、感受文明碎片脚感的来源。

对旁观者来说，暴力的表达也许过于激烈，但与G8峰会一度压倒一切的主题——恐怖主义，有着根本的分别，并未逾越人权的范畴。正如现任欧洲绿党主席、曾为1968年学生运动领袖的科恩·本迪特所说，“抗议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形式”。对于黑色军团或者所有参加反G8的示威者，他认为“抗议只是生命的感受，当人们对社会不满就需要表达”。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街头行动，相比十几公里外的密室政治，也许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更容易唤起世界对全球化危机的关注。

抗争与妥协：全球化进程的修正

在写于1944年的名著《大转折》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博兰尼作过一个经典论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自救息息相关。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原则同样通过反全球化运动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开始扭转全球化的方向，赋予其中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本次峰会同期開幕的科隆基督教教会日上，与会者发出了发展中国家、被忽视的人群“尊严需要公平”的呼声。

在峰会期间，抗议者们举行了一连串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和露天摇滚音乐会；万名示威者继续冲击会场外的隔离铁丝网；绿色和平组织的两条快艇试图闯进海岸禁区……但与此同时，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云集罗斯托克，开会讨论贫困、非洲、疾病、环境等具体问题。相比于朴素的反全球化姿态，他们更具有“全球化另择”的明确思路。

在这样的气氛下，默克尔的坚持终于获得突破，6月7日的G8会谈就大气保护达成突破性妥协，各方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减半”的目标。6月8日上午，当绿色和平组织两支悬着“现在行动（Act Now）”标语的热气球飘近峰会会场时，G8峰会的非洲论坛也迈开历史性的一步：八国集团在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抗艾滋病援助，并增加已有的发展援助，至2010年达到每年500亿美元的水平。全球化的进程在海里根达姆完成了一次自我修正。

峰会结束后，德国媒体给予默克尔高度赞扬，称其为“绿色总理”、峰会的“救世主”——默克尔政府挽救了峰会，回应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要求，也修正了全球化进程的方向。

（摘编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