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老板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客观地回答是：别把老板当“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动物”——

这一评判没有对中国的老板群落进行道德批判的企图，我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存技能。

2003年7月，应成都市政府的邀请，我们前往成都做大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策划，因为这个缘故去了一趟峨嵋山。听当地的导游讲，由于政府的保护政策，目前峨嵋山的猴群队伍急剧膨胀，已由一支变成了五群，各群皆由其猴王统领。行进在山中，我们突然看到一只体格健壮的公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落落寡欢，满脸悲戚，浑身伤痕累累，走路也一瘸一拐。同行中有好奇者，向导游询问其故。导游讲：“此乃失势的猴王。猴王的地位既不是钦定的，也不是世袭的，更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靠竞争获得的。任何一只公猴如果自认为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就可以鼓足勇气向现任的猴王挑战。这种猴王争夺战往往异常惨烈而残酷，但又是十分公平的—不相信眼泪，只凭借实力！”

有人问：“猴王争夺战，争的是什么？”导游笑了笑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社会是这样，猴的群体也是如此。获胜的猴子一旦称王，在猴群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取得了与此地位相应的特权，比如所有好吃、好玩的东西，要先进贡给它；所有的母猴理论上都成为它的‘后宫，它有优先交配权。”

原来如此。听完猴王争夺的故事，我兴趣盎然地与新猴王照了一张相，很多年前我曾来过峨嵋山，当时也在路上碰见过这群猕猴，不知这只新猴王是不是当年的其中一只小猕猴？看着眼前的猴群，我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串奇特的联想，想到了商海中搏杀的老板们

记得有人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是狮子，它们因环境的变化而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是豹子，而那些在“腥风血雨”中厮杀出来的本土公司就是土狼，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就是这些土狼中的杰出代表。

什么是土狼？看过《狮子王》的人大概对它们早有深刻印象—它们既无狮子的威猛、老虎的凶悍、猎豹的速度，也无苍鹰的利爪、毒蛇的牙齿，但是它们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对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它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对危险和机会特殊的直觉。它们体格强健，四处奔跑，永不疲倦。它们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地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它们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如何灵活自如地穿行。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永不言败，往往屡败屡战。

土狼！的确，对于中国的老板阶层来说，这一形容足够传神的了。但是，中国的老板阶层太复杂了。首先，老板们个个都有一双铜钱做的眼睛。也就是说，构建其心智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利润的追求。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基础、框架是其独特的心智模式，有什么样的心智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老板们都是经济动物。一个称职的老板，他所见所闻所知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甚至人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奇谈怪论都可以通过其心智模式、敏锐眼光转化成商机、转化成利润。追逐利润，创造价值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老板的天职。松下幸之助曾不无激愤地说：“企业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赚钱！”

好多年前，四川的农民抱怨海尔的洗衣机质量不行，经常死机。维修人员最后查明，原来这些农民用洗衣机洗红苕。一般人如果看见这种情况，最多会教育农民兄弟，以后不要再用洗衣机洗红苕了，这是洗衣服的。私下里可能还会说，难怪毛泽东会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张瑞敏同志就不这样看，他的本分是创造利润，而不是教育农民。于是他老人家马上嗅出了商机—生产一种既可以洗衣服、又可以洗红苕的机子。这种双用洗衣机一经推向市场，大受欢迎。

老板们之所以需要一双铜钱做的眼睛，因为金钱是老板们真正的生命源泉。只要看到老板们双目无光，面容憔悴，有气无力，我就知道他们最近一定是“流年”不顺，或错失商机，或赚钱不多，或亏损甚巨。这正是，世人都说老板好，唯有金钱忘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碰见他，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双目炯炯，犹如闪电；印堂发亮，声若洪钟。他会按捺不住兴奋地说：“很成功，很成功！”继而是亮出他们赶超李嘉诚的宏伟计划。如果说财富是致命的吗啡，那么老板则是食量巨大的瘾君子。没有不断加量的海洛因，老板们的生命力将会因此而苍白，甚至枯竭。

其次，老板们的鼻子灵敏得像警犬、像鲨鱼。无论生存的机会，发展的机会，还是危险的气味，灾难的降临，他们总能异常机敏地嗅出。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换句话说，就是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发财之路，这就是生财之机的时候，机会往往已经离我们远去。而老板之所以称之为老板，就在于机会女神尚未向世人展露其绝代风华时，他们却能闻香识真容。他们就像鲨鱼一样，哪怕数公里之外有一点点利润的血腥，就会迅猛异常地扑向猎物。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国内市场几乎是跨国狮子们—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等大公司的天下，他们生产的交换机很难打开国内大的电信营运商的防线。一次，国家领导人来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视察，邀请企业家参加座谈，任正非也叨陪末座。一般人在这样的时候，更多的是得见天颜，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同志窥见的却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他不无忧虑地说，程控交换机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说它与国防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过分。现在国内各大电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换机主要都是外国公司的。任正非的潜台词就是，使用国外厂商的程控交换机，无异于将自己的秘密示人。后来朱基总理来深圳视察，专门召集四大银行的行长帮助解决华为的资金难题。从此，任正非与他的华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其三，老板们的耳朵，是顺风耳，比老鼠的还要灵。无论是平常琐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丝丝缕缕、若断若续的宫廷动静，甚至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轻轻抖动翅膀的声音，都逃不过老板们灵敏的耳朵。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与中兴通讯可谓一对欢喜冤家。虽然身为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兴却一直在市场上被华为打压。然而最近几年，由于嗅觉敏锐、行动迅速、判断准确，当然还有独特的国有背景的中兴借助小灵通的推广，狂飙突起，国内市场份额很快与华为并驾齐驱。尽管如此，华为战车却没有减缓的痕迹，任正非也没有廉颇老矣的衰像，原因何在呢？

无他，只是因为任正非做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简单地说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经过多年的铺垫、渗透，华为在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的海外业务这一两年蓬勃发展，2003年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已近100亿人民币。作为当年“学毛选积极分子”的任正非来说，将他与平庸的企业家区别开来的最重要一点是，他不仅懂“市场”，而且还懂“政治”—华为海外市场的拓展与中央的外交路线竟然惊人的吻合！认识一位超级大老板，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扬，不善言辞，为人极其低调，走在街上，俨然俗人，由此闹出不少笑话。就是这么一个人，1999年房地产在南方正做得风生水起时，突然一人只身潜入还不太被人看好的北京。有一次，他去看他的一个在建楼盘。探头探脑之际，被衣帽取人的保安疑为有觊觎之心的盲流，一顿呵斥，该仁兄也不申辩，亦不现出本相，悻悻然离去。等北京申奥成功，他一口气在四环之内圈了5块地，每块地的规模和价值都超过名扬天下的潘石屹的“现代城”。与此同时，他还把眼光放到了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休闲小镇。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老板的排兵布阵深表疑虑—5个大盘齐头并进，现金流怎么解决？如此大的体量，如何安排销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届时怎样解决下一阶段开发所需的资金？管理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大相径庭，冲突不断，短时间之内如何整合？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老板的庞大企业崩溃在即。

我的看法则与众不同—这个老板不但不会崩盘，而且还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称得上是战略家的人，正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他算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占据时代制高点这一大账，至于管理学上的其它都是成本。

下海10年来，我接触过无数的老板，也见证了他们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终坚信：战略至上，战略为王。一个老板只要他的战略定位准确，不犯方向性的错误，至于其他诸如企业管理、运作、人员配置、内部协调等即便问题多多，至多只是“肘腋之患”，断不会伤筋动骨。

这个老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多年的沙场拼搏，已经磨练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直觉。他感到城市化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泱泱古国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即将迎来又一个投资的高潮。此外，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负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届时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的转让和开发，央行也会紧缩银根。所以正当北京的经济学家们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时，正当北京的地产“侃爷们”大谈“居住改变中国”等哲学命题时，这个老板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等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停止经营性划拨土地协议的4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开招投标政策时，绝大多数的发展商才惊讶地发现，身旁已冒出了一个伸只胳膊都比他们的腰还粗的巨无霸。一个时代落幕了，此时，他们才悲哀地意识到捷足先登者已经牢牢地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却身处一块逐渐飘离大陆的浮冰！当然，这个捷足先登者依旧是那个其貌不扬、从不现形的“俗人”。

老板是什么？他们像饥肠辘辘的恐龙，永远都吃不饱。他们之所以屡败屡战，跌倒了又爬起来，抹去眼角的泪水，擦干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虚与委蛇，忍辱负重，强装笑容，点头哈腰，甘当孙子，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高远—要么是中国首富，要么是世界500强。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白眼、社会的压力、经营的艰险，而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或超过李嘉诚？在北京，我认识一个地产开发商，以前开餐馆、酒楼，掘到第一桶金，做装饰装修工程，又上了一个台阶。后来开发了一条商业街，摇身一变，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地产商，但在我的眼中，他的实力还属于小儿科的水平。他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上赫然写明某年某月成为世界500强，我问：“能做到吗？任正非曾说在华为三代之内，不要跟我谈什么世界500强。这里的三代不是指换三个领导人，而是崛起，垮掉，再崛起，再垮掉。你们一个涉足地产不久的企业，为什么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无所谓，人总要有点理想吧。”他说。

中国的企业家、老板们，有的公开自己的理想，如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有的则讳莫如深，甚至否定，如华为，但驱动他们不停奔跑的仍是称霸天下的野心。

老板是什么？他们是一群最理性、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可以像伍子胥一样隐名埋姓、沿街乞讨；为了内心的抱负，可以像韩信那样忍受地痞无赖的胯下之辱；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可以像刘皇叔那样三顾茅庐，求教于一个躬耕于陇亩的书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像罗斯福、丘吉尔那样，顷刻间与自己的死敌斯大林结成同盟。

一句话，老板们的字典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一个企业家，一个老板，做不到这些，几乎不可能成功！只有非常现实的人，理性得近乎残酷的人才可能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作者的话]我认识老板也有三个过程。作为记者的前十年因为身处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我曾接触和采访过许多老板，自以为对他们已经很了解，其实不然。那时我看老板，就像是舞台下的观众看舞台上的“演员”，看见的都是他们有意展现给公众的部分。下海后，我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才感到过去自己对老板认识的浅薄。当换一种角度重新审视老板时，我发现，在幕后我既可以就近观察舞台上的表演，又可观察到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更可以看到“演员”们脱掉面具后的本来面目（真实人格）。而今天，当我经过与“狼”共舞的10年历练，并且有了通过市场筛选所确立的作为丙方的独特地位，当用第三只眼睛再看老板时，我自信有资格说，对这个神秘而特殊的阶层，我终于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并能说出点道道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