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广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是和智慧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源自古希腊的欧洲哲学传统，还是中国的哲学传统，可以说都是如此。哲学号称是智慧之学，哲人或哲学家则号称智慧之士。然而，哲学何以使人智慧？这个问题值得一问。

智慧与知识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不同。简略地说，知识基于思，智慧则基于反思。

人用脑子思，同时用眼睛看，然后把所思所看说出来或写出来。思与看，又须站在一定的立场上，需要有一定的立足点。中国传统的儒家站在家国的立场上看人的生活，看到的就是伦理道德。道家则可以说是站在天上看人间，于是就把人间的荣辱是非看得很淡。佛家则可以说是站在天外看人间，于是能把人间的一切看空了。而井底之蛙站在井底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当然只能是自己头上的一片天。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并不一定是因为旁观者比当事者本身高明多少，而主要是因为其立场不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人的“想法”与“看法”，要说出来或写出来才能为别人所了解，并与别人进行交流。于是，“想法”与“看法”，又变成了“说法”。所谓“知识”，首先就是这样一些“想法”、“看法”与“说法”。

而智慧则来自反思。反思之所以能使人智慧，是因为，人们通过反思，可以突破既有观点、想法和思路的局限，使人们发现，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想法和思路，这可以使人避免独断、偏执、僵化和迷信，从而发现更多新的可能和希望。西班牙当代哲学家雷蒙·潘尼卡说：“智慧的对立面是全知。”也许更恰当地说，知识的反面是无知，智慧的反面是独断或武断。无知会显得愚蠢，有知识但独断也会显得愚蠢。如果一个人独断或武断地认为自己的知识是绝对真理或全部真理，即使他的知识确实是丰富的和深刻的，那也是一种不够智慧的表现。

不会反思的人，一方面容易盲从和被骗，因为他听风就是雨，很可能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又容易自以为是，因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越是愚蠢的人，越容易自以为是，越容易偏执和狭隘。而越是智慧的人，反倒越说自己无知、越是谦虚和宽容。这并非是故意谦虚，更非矫揉造作，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有的科学家，一条道走到黑，可能会走得很深很远，但也可能走到一个死胡同。如果他善于反思，他就可能会发现新的观点和视角，从而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此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智慧。可以说，智慧是开启新知的钥匙。当然，智慧不仅仅是开启知识的钥匙。

如果说科学主要基于思，哲学则主要基于反思。而且，哲学反思，是对一些基点——基本立足点、基本观点、基本观念的反思。所以，哲学观点，可以说是关于一些基本观点的观点；哲学观念，可以说是关于一些基本观念的观念。

专门的科学家，从一些基本点出发，去看，去思，勇往直前，可以越钻越深。而哲学家则站在这些基点周围，顾盼左右，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阿基米德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这是科学家的气魄。苏格拉底则说，如果说我比其他人更智慧的话，那是因为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则提醒人们“知无知”——这是哲学家的清醒。

“盲人摸象”，摸到的也都是象的真相，只是他们武断地把自己摸到的局部真相当成了整体真相。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往往会犯这种错误。比如，有些科学家认为，世界就是他们认识到的那个样子；而哲学家则指出，知识与物自体之间、科学图画与实在自身之间，既有反映和一致关系，又永远不可能完全等同。

在现代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各科的科学家必须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只能是专家，而很难是“博士”。现代各学科的所谓“博士”，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此博士已不是彼博士了。如果说科学家的长处在于专深和精细，哲学家的长处则在于广博和高明（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科学家要专才能深，要细才能精；哲学家则要广才能博，要高才能明。所以，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钻牛角尖，哲学家却要见多识广。不够好的哲学家像杂家，比较好的哲学家是通家。通不是什么都知道，而是通透，即能够突破因专、细而来的视野狭窄，从而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在其他人都习惯地相信某一看法和说法并据此执著前行的时候，哲学家却要怀疑、探索、比较，发现新的更多的可能性。哲学家不仅要知其一，还要知其二，知其三；不仅知其所知，还知其不知，而这正是智慧的表现。

哲学家也有自己的立足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不是立场坚定的人，哲学家常常自觉地“变换姿态”。在哲学家看来，人们的一切见解皆偏见，一切知识皆偏知，一切真理皆相对真理，包括英雄所见、专家所见或伟人圣人的真知灼见。因为一切见解和知识都是人站在特殊的立足点，从自己特殊的观点和思路去观察、思考和分析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偏见有偏见的意义，偏见也有可能是高见、洞见、真知灼见，而一切深刻皆片面深刻。但既然皆偏见，便皆有局限性，便总有新的可能性。而哲学之所以能使人智慧，就在于它通过反思，给人启迪，突破已有知识的局限性，发现新的可能和希望。我们可以说，知识给人确定性，给人依靠；智慧则给人可能性，给人希望。而哲学，使无知的人得到知识，使有知的人发现自己的无知，使沉迷于幻想的人清醒，使清醒的人富于幻想。

李敖曾说：哲学家得胃溃疡，就像和尚得梅毒；斯人也，不该有斯疾也。因为，哲学家有智慧，特别是人生智慧，能通透，当然想得开。比如，郑板桥有句名言——“難得糊涂”；文怀沙曾认为，应该是“难得清醒”，后来认识到，糊涂不难，清醒也不是最难，最难得的是：“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糊涂”——而这也就是“中”、“正”——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谓极高明的“中庸之道”。人的悲剧，在于“该清醒时糊涂，该糊涂时清醒”，即不中、不正，也即偏了、歪了。

在早期的人类文明中，哲学曾包罗万象，哲学家曾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因为那是人类文明的开拓期。后来，一个个具体学科分化出来了，并有了各自的发育和成长。而哲学的领地似乎在一步步萎缩，从整个世界退向社会和人生，又从社会和人生退向语言和人的内心。现在，语言和人的内心领域也有一些具体科学进驻了。于是，有人提出，哲学还能退到哪里？哲学还必要吗？哲学该终结了吗？这样来看，哲学在现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是没有看到哲学的特性。有人把哲学比作母亲、母体；更确切地说，哲学的角色是一种开拓者、解放者的角色。而且，基本上，哲学家只管开拓，不管精耕细作。哲学家开辟了一片处女地，撒下了最初的种子，然后就走了，而科学家则来了，并在此耕作和收获。也许有一天，哲学家会再次来到这里，做改良品种的工作，但他会再次把耕作和收获的事情交给科学家。

从这个角度，哲学就不是在步步退却，而是在步步开拓。罗素说，哲学工作是一种探索，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而一旦某门科学有了坚实的基础，除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外，就能够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这时，哲学会“去寻找新的用武之地”。真正的哲学家不是守业者，而是创业者。而这种开拓和创业的方式，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各种学科的基本思路和观念的反思，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或者在一些老的问题上开拓出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可能终结，无论各门具体学科多么发达，哲学都有其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首先，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总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哲学家总能发现和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其次，即使是一些老的问题，哲学家也总能探索出许多新的可能。这正体现了哲学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