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慕天

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而这一点又抓住了坚持西方遗传学方向的学派在当时的致命弱点。当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基因的染色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说，只是20年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DNA的发现，才使遗传学的产业价值充分展示出来。当然，无论是那时苏联的最高决策集团，还是理论家们，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于是，急功近利的短视就必然在战略上引导科学事业和理论思潮走上歧途。

這时的李森科，刚刚离开阿塞拜疆的甘仁斯基农业站，（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孟德尔一样，他在那里也种豌豆）迁往奥德萨，当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在我们这些回溯历史的人看来，会议的议题和氛围令人觉得李森科已经呼之欲出了。费拉托夫在谈到这次会议时，正是这样说的：“李森科的形象似乎已经高悬在生物学的头上。”的确，李森科是那一特殊时代的产物。费拉托夫深刻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30年代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希奇古怪地拼凑起来的舞台上，李森科是被选择出来的文化傀儡；而他则在策略上手段灵活地和无耻地运用了这些因素。”

李森科是标榜身怀解决作物增产问题的科学诀窍敲开中央学术殿堂大门的，这个诀窍叫做“春化法”。这是一种农业上早已用过的育种法，就是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种子生长，从而缩短谷物的生长期来躲避收获季节的低温或霜冻，达到增产的目的。30年代初，在奥德萨的乌克兰育种和遗传研究所，李森科就建立了专门的春化法研究室，还出版了专门的杂志——《春化法通报》。李森科是以一个实干的农学家的身份登场的。1934 年，瓦维洛夫提名他出任乌克兰科学院院士，次年成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从此飞黄腾达。

开始时，李森科还只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宣传自己的春化法，并未致力于建构独立的理论体系，以与西方经典遗传学分庭抗礼，直至取而代之。1935年前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理论包装——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是育种专家，致力于远缘杂交的研究，把南方的果树移植到北方，培育了300多种果树品种。米丘林毕竟是一个科学家（且不说他的成就如何），即使对孟德尔遗传学，他也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态度，他说：“任何科学结论以及从中得出的最后结语，例如，孟德尔定律，仅在没有发现其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才是有用的”，而他举出孟德尔的山柳菊实验和自己的实验说明存在这样的矛盾，但又指出这也可能“算作例外”。当然，在后来的情势下，他的著作、讲话、致词也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米丘林是一个实验生物学家，没有直接参与李森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从总体上说，还是坚持了科学规范的。但是，对李森科来说，米丘林的科学思想，确实包含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东西。

历史表明，李森科用米丘林理论作为“李森科主义”思想体系的支撑点，是十分聪明的选择，这使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通过“理论”建构，他把春化法泛化，举凡对植物、种子和块茎在种植前所做的一切，都被称作春化。李森科演绎出的“重大”理论结论是：“生活条件改变引起遗传性的改变”。经过这样的论证，李森科锻造了自己与西方经典遗传学作战的武器。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在1935～1936年间，他还没有特别打出“米丘林主义”的旗号（当时米丘林尚在世），而是以捍卫达尔文主义相标榜。1936年12月19日～27日，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广有争议的“农业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春化法”问题。

在这次会上，李森科的观点虽然占了上风，却仍然不乏反对者。据格雷厄姆的统计，会议的46个发言中，支持李森科的是19人，反对的17人，模棱两可的10人。对此，李森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三年后，李森科已经羽毛丰满，自认有实力彻底打垮对手。1939年10月7日～14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召开遗传学和育种学讨论会，李森科认为时机已到，他迫不及待地脱掉达尔文主义的外衣，打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新旗号。他的发言中有一段话，堪称“李森科宣言”：“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称自己是‘阶级的（至于是哪个阶级则讳莫如深）遗传学的代表，近来竟至大搞思辨。他们声称，批判孟德尔主义就将摧毁遗传学。他们不想承认，真正的遗传学乃是米丘林学说……不得不违心地宣称，就是李森科、普列津特等人褒扬米丘林学说，破坏了科学遗传学。要知道，我们米丘林主义者，并不反对遗传学，而是反对科学中的废话，谎言，是要摈弃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僵化的形式的原理。我们所推崇的、为千千万万人的科学和实践所发展起来的苏联学派的遗传学，就是米丘林学说。这种遗传学做出的成绩越大（在科学上我无须谦虚，因此可以自豪地宣布，所得到的成绩非同小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就越难以掩盖在科学上的各种谬误。”会上李森科一伙的声势大振，在53个发言者中，反对者只有23人，已不像上次会议那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了。总的看来，反对者始终处于守势，只是要求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严肃科学家，瓦维洛夫几乎是用一种恳求的口气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委会的领导会理解，我们，那些追求真理和献身于科学的学术工作者，是很难拒绝我们的观点的。你们理解情况是多么严重，因为我们正在捍卫的是巨大的创造性工作、精确的实验、苏联和国外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解决众多的争论问题本质上只能通过实验。必须为实验工作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哪怕这些实验是从对立的观点出发的。”瓦维洛夫还在向对手要求科学的中立性和公正的实验评价，这样的善良愿望与李森科派的心中所想，真是南辕北辙。试比较一下李森科咄咄逼人的说法，“这次会议从我这里听到的将主要是，我为什么不承认孟德尔主义，我为什么不认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形式遗传学是科学”。可以发现，像瓦维洛夫这样的真诚的学者，实在是太天真了，这也许是因为科学智慧终究并不等于政治智慧罢！

从实践上说，米丘林的工作带有一种“民间科学”的色彩。他在田野中从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实验操作，以不断培育出的大量新果树品种展示出丰硕的实际成果，而那些主流遗传学者，在实验室中长期埋首于几乎看不到任何效益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对生物学和农学期望甚殷，因为30年代苏联的农业一直处于危困之中。斯大林本来指望全盘集体化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问题，他乐观地说：“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可是事与愿违，原定“一五”计划食品增长1倍，而结果实际产量1932年比1928年减少了30%，1932年农业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933年的粮食产量比1928年减少五百万吨。特别是1932年以后的几年，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州出现饥荒，牲畜大批死亡。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粮食收购危机，物资匮乏，价格飞涨，基本食品和日用品全面实行配给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为解决当前农业问题服务的学术研究，当然会受到特别的鼓励。党的要求是按社会主义的计划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米丘林式的研究道路是与这一语境完全吻合的。米丘林的名言是：“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而是要向自然去索取。”苏联党和政府在他生前就授予他“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的称号，可见，这不是偶然的。

李森科敏感地迎合现实的需要，利用米丘林园艺学的这一特点，利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性质进行投机。他一面斥责理论生物学者面对饥荒无动于衷，躲在实验室中埋首研究果蝇；这样，那些理论生物学家的动机就变得可疑了，他们似乎故意捣乱，有意削弱苏联农业，阻挠五年计划的实施。1935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集体农庄庄员会议，斯大林在主席台上就座。李森科在讲话中含沙射影地攻击学术对手说：“同志们，你们知道，破坏分子和富农不只是在你们的集体农庄才有……在科学中他们也是这样危险，这样顽固……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斯大林高兴地插话说：“好啊，李森科同志，好啊！”反过来，李森科又吹嘘自己的春化法是使苏联农业摆脱困境、实现大幅度增产的灵丹妙药。1935年，《消息报》报道春化法使谷物增产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两年后，李森科宣布已经把名为“女合作社员”的冬小麦转化为春小麦，免去越冬时间，使小麦缩短了生长期。如此等等，李森科就成了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英雄。1935年，瓦维洛夫被免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由穆拉洛夫接替，他试图调和两个对立的遗传学派，于1937年被解职；继任者迈斯特刚刚上台就被赶下去，1938年李森科终于登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宝座。

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价值中立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建制，它的存在和它的成果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都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每当社会各种力量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科学，它的研究目标，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甚至科学的结论，都会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得好：“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不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自然科学恰好遭遇了社会主义历史上最严酷的政治形势。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对斯大林模式的怀疑和反对的情绪重新抬头，斯大林也不得不适当调整过左的政策，经济上对“二五”计划做了修改，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取消了食品配给制；政治上，对反对派也宽松多了。有人甚至称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1934年1月～2月为“苏联之春”。但是，1934年12月1日，深孚众望并有改革倾向的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这似乎使斯大林的论点——社会主义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是尖锐——有了强有力的现实论据。由此发轫，斯大林发动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斯大林强调：“右派反对派是最危险的——要更猛烈地向右派开火！”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根本上被动摇。应斯大林的要求，苏联刑法增加了“即决审判”的条款，规定凡侦察恐怖案件不得超过十天；起诉书于开庭前一天送交被告；一经判决，被告无权上诉，死刑立即执行。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恐怖开始了。从1934年到1939年，党员人数减少了27万人，联共（布）十七大1796名代表有1 108人遭清洗，比例高达62%。据一项后来公布的数字，1936年在苏联因迫害死亡的人数是1118人，而在1937年就猛增到353074人,一年内增大了315倍。

处在这样背景下的自然科学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出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自身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更无法绝对置身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稍有科学良知的学者，必然同情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尤其是他们对科技进步事业所持的立场。布哈林毕生倡导学术自由，坚持科学的灵魂是事实，反对把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在政治上失势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支持科学技术进步的工作上，为维护学者从事自由研究的权利奔走呼号。仅从1929年2 月到1933年8月这段时间里，布哈林就发表了8篇有关科学政策的文章。他呼吁在科研工作中实行分权自治原则，杜绝“官僚主义的歪曲现象”，这些显然都是直接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提出的。他直接关注遗传学领域的争论，还发表了一部专著《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公开支持瓦维洛夫，主张公正评价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这一切都使布哈林成为持异见的科学家的代言人。

但是，这样一来，这些科学家也就和党内的反对派拴在一条线上，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摩尔根主义的遗传学家们。李森科在1935年就把这些遗传学家说成是和富农一样的阶级敌人，从而把科学领域的斗争与党内的政治斗争直接挂上钩，为科学领域的大清洗提供根据。1940年8月，瓦维洛夫以“布哈林阴谋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并判死刑，两年后改为20年徒刑，终因不堪折磨，瘐死狱中。与此同时，先后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穆拉洛夫和迈斯特，相继被捕处死。瓦维洛夫的一些已成为教授的學生全部被捕，幸存者仅一人。德波林派的遗传学家阿果尔、医学遗传学权威列维特双双罹难。牵连所及，整个生物学界全部在劫难逃。最典型的是微生物学科，受害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许多人死于监禁之中。德高望重的微生物学家纳德松被捕时已73岁高龄，也没有被放过，死于北方的集中营。其他知名生物学家如兹纳缅斯基、特洛依茨基也都含冤而死。

伏·亚历山德罗夫在半个世纪以后，对当时苏联生物学特别悲惨的境遇做了因果分析，他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这么倒霉，是有其原因的。生物学比其它自然科学更接近于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人文科学，而农学和畜牧学又与它相邻。上级期待这两门学科拯救我们被破坏了的农业经济，它已病入膏肓，以致相信无论什么巫医偏方，都能妙手回春，而在生物学领域冒充专家要比数学、天文学或物理学容易得多。”这个说法也许有一些道理，但实际情况是，哪一门学科的日子都不好过。以物理学为例。1928年，杰出的苏联物理学家约飞授命在哈尔科夫组建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该所建造了苏联第一个直线加速器，并于1932年证实了考克罗夫效应。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水平，只要举出朗道和波多尔斯基就够了。朗道是诺贝尔奖得主，而波多尔斯基曾与爱因斯坦、罗森合作提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EPR悖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悖论）。但是，1937～1938年，灾难照样降临到物理技术研究所身上。它的主要成员舒布尼科夫、罗森凯维奇等被逮捕后枪决；波多尔斯基、韦斯科夫等被捕后引渡出境；奥布列伊莫夫和列伊蓬斯基被拘捕旋即释放。朗道本已到莫斯科工作，但也被逮捕，经卡皮查和波尔直接致信向斯大林请求，一年后才被释放。

20世纪30年代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争论，学术性越来越淡化，即使固守科学精神的学者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天真地从科学是非和哲学理念角度参加论战和进行“不合时宜”的创新独白，而那些意识形态的打手们却从来不在这方面纠缠。我们发现，在那些冗长的、充满政治术语的论战文本中，没有多少东西是有思想闪光的。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时，有一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独立地得到一大批成果，虽然有许多失误，但却生动活泼，充满创造性。但是，30年代后，这样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历史证明，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无论什么时代，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尊重实在，这永远是科学的灵魂。因此，必须创造一种彻底维护科学独立性的社会体制，否则科学事业就会被扼杀。这始终是一个必须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和警觉的问题。当今社会的后现代思潮正在鼓吹科学的价值性，主张可以随意用任何社会文化诠释科学的成果，这其实是在为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左右科学事业的政治霸权话语招魂。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