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机关曾在三年内有计划地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搬家”。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改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正是这三次“大搬家”的具体组织实施者。

撤离延安：第一次“大搬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冀热辽中央局书记。经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的工作。

10月，李富春临走时，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进行了口头移交。他说：我这里的工作你都清楚，就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就想找个“替死鬼”，现在总算把你找到了。

从此，38岁的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

1946年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12日，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胡宗南用手中仅有的20个旅的一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在西线，马鸿逵、马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保卫延安，同时先期向延安以外疏散部分人员和物资。11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部署保卫延安的动员工作，决定由彭德怀负责与西北局联络，立即在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一切笨重需运输的器材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中央直属纵队由杨尚昆任司令，邓洁任副司令，李涛任参谋长，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抽调主要兵力首先消灭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起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只有3万余人，正面防御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在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的反攻作战尚未开始。于是，中共中央着眼战略全局，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并牵制胡宗南部主力于陕北战场，使其不能发挥国民党军战略预备队的作用，以利于其他战场的解放军打击和歼灭敌人，收复和扩大解放区。

“红都”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自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这里已“经营”了十余年时间，其疏散和搬迁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946年11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作出保卫延安的决定后，杨尚昆开始征调骡马，有序组织疏散。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先期转移到瓦窑堡的女人和孩子们开始想家了，他们嚷嚷着：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多好!那时，杨尚昆并不想让他们回去。可是，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找杨尚昆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杨尚昆说：不行!转移多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但饶漱石一再坚持，杨尚昆只好妥协。1000多人回到了延安。

结果，这些回到延安的人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部队就行动了，他们只得又返回到瓦窑堡。这一次就不能像上次那么“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了，大家只好步行。好在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还是有些人不高兴骂娘了，说：你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杨尚昆后来总结说：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这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物资器材已经提前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

文件的清理工作也是从1946年11月开始的。首先是集中文件档案，将被撤销部门(如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分散在高级干部个人手中的文电集中起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一批高级领导人都将自己保存的大量文件交给秘书处。其次，将各部门文件适当集中。1946年11月间，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收到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再次是销毁不必要留存的文件。仅秘书处就烧毁十几箱文件，机要处烧毁电报1.3万余件。

毛泽东特别叮嘱：“疏散档案，不要惊惶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秘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一个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

撤离延安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央组织部和军委总政治部等单位的材料集中，在武装掩护下，由秘书处曾三负责转移。同曾三一起走的，还有负责押运黄金、银元的赖祖烈。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曾三途中掉了队，队伍无人指挥。这时，敌人已经开始向延安进攻。

3月中旬，杨尚昆离开延安到瓦窑堡，先期到达的任弼时焦急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对他说：你赶快到黄河边上去指挥，不然一堆人抢着渡河就乱套了!于是，杨尚昆迅速找了一辆吉普车，当晚便赶到黄河边，先去看了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渡河到晋绥贺龙那里。接着，他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任弼时。

3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由延安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

3月31日，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东渡黄河，经过长途跋涉，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临县三交镇，按中央指示，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任后委书记，杨尚昆任后方支队司令；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赴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纵队(前委)，坚持留在陕北。毛泽东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叶剑英、杨尚昆等所率后委这一部分有3000多人，包括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城工部、情报部、法律委员会、中央妇委，军委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总卫生部，还有外事组、交际处，烈士家属和娃娃婆娘们，十分庞杂。这些单位和个人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2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任后方支队司令的杨尚昆同时兼任后委秘书长。

后委的主要任务是为留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的党中央服务。归结起来有这么几项工作：一是保证中央与全党全军的通讯联

络的畅通。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不可能架设大电台，但又必须同全国各战区、各根据地及时联络。因此，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往来电报。二是侦察敌情，收集情报，当好中央的“耳目”。后委不仅每天收集国内情报，而且还搜集一些国际上的情报，提供给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等参考，保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耳聪目明，正确决策。同时，还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三是做好后勤保障。根据中央纵队的需求，征集补充新兵，运送被服、弹药、食品以及可供参阅的蒋管区书报杂志。四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并为开辟新区工作准备干部。当时在三交开办的“川干训练班”，就是由重庆撤回的人员及一批川籍干部组成，共260余人，根据形势的发展，可随时派回四川工作。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顺利转移：第二次“大搬家”

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4个月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打败蒋介石。又过了不到半年，形势进一步发展。12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应该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最方便和最有利的地方去，而先期到达河北西柏坡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已经在那里打开了局面。西柏坡当然地成为最理想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中央纵队(前委)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

1948年1月20日，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和任弼时来电：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于是，在1948年早春，杨尚昆就开始着手指挥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第二次“大搬家”。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一刻也不能中断。所以，1948年1月初，杨尚昆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头，预先布置通讯接转工作。1月中旬，杨尚昆派军委供给部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商定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从保证安全考虑，转移的路线分南北两路：北路从三交镇经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南路由三交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崞县，这时崞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需从豆村南下进入平山。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

1月下旬，按杨尚昆的要求，军委二局、三局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首先离开三交，接着第二批52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

3月12日，叶剑英和李涛、李克农离开三交。这样，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经沟通。杨尚昆仍留在三交，一边做后委的结束工作，一边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

3月23日，偏居陕北13年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同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等会合，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开始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工作。

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冒雪到达三交镇双塔村。当天晚上，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到三交看望后委的同志们。回到毛泽东的住处后，当即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于第二天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線前往西柏坡；指定由杨尚昆率领中央纵队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

3月底，杨尚昆率领最后一批人员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军委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骑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2个，一匹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住宿和骡马的草料。

一路上，捷报频传：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地区我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4月22日，我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传来。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杨尚昆率领大家到达了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项南庄。10天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先到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访苏暂住项南庄，直到斯大林提议推迟访苏时间，才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会合后，中央工委和后委已经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各部门的机构和人事作了调整。1948年5月23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载明了这次调整。《通知》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由杨尚昆同志负责”，“以杨尚昆同志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直属机关警卫司令部，以杨尚昆同志兼司令员”。

在延安时，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中共七大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日益严重，虚弱的身体很难坚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到西柏坡后，周恩来实际上担负着中央秘书长的职责，凡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了的党政军大事，都由他组织实施。最初，周恩来每周选一个晚上，召集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由他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各部门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会上提出，他能当场回答的就回答，不能马上作答的就记录下来再研究，这叫“大办公”。这种“大办公”常常开会到深夜。

7月下旬，周恩来在“大办公”会上提出：今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杨尚昆批发，叶子龙经办；文件处理交政策研究室，以照顾任弼时的健康，减轻他的工作量。同时，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他把问题归类，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杨尚昆三人参加。他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周恩来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经研究后，周恩来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由杨立三先发表意见。凡是定下来的事，当场起草电报交给周恩来，经他修改后发出。会议每晚都要开到12点以后，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重要的电报，等毛泽东起床立刻送他看后，再发出。杨尚昆说：这样，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比后来在中南海时还要快。

后来事情更多了，并且慢慢集中到打仗方面，杨尚昆等人固定参加的会也不开了，就由周恩来

定，他需要找谁就找谁。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1月底，叶剑英来电，要杨尚昆去北平，筹划把中央机关迁入北平。周恩来对杨尚昆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到。周恩来说的客人，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这次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

米高扬走后，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详细规划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随之，第三次“大搬家”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奔向北平：第三次“大搬家”

1949年3月17日晚，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而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书记处决定：3月23日启程向北平迸发。

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杨尚昆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家”：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这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已大不相同：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人们的心理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得不行，一定要搬走。三是进入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平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另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国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

中共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所以，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着手进行筹备。

首先是驻地的选择。为选择中共中央迁移北平后的驻地，1月中旬，杨尚昆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到北平选址。经过实地勘察，并同叶剑英、彭真商量，他们建议中央机关迁移北平后暂驻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西郊香山。这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确保安全。香山远离市区，林木葱郁，环境幽静，有利于保密、警卫和防空。而中南海虽然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但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二是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双清别墅可以供毛泽东临时居住。三是有利于机关干部逐步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环境的转变。2月1日，杨尚昆将这一方案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2月底，李克农来电报告具体安排方案。为了保密，中央机关对外用代号，称“劳动大学”。设立三个临时办事处：第一站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称“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负责；第二站设在城外青龙桥，由王范负责，称“劳大收发处”；第三站就是香山驻地，由边纪中、田畴负责，称“劳大招待所”。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中央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为了便于联系群众，工青妇等群众团体驻在城内。其次是安全警戒问题。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作了周密布置。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设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杨尚昆还派一位扫雷专家和一位无线电专家与范离一起，作为先遣人员进驻香山。

再次是交通电讯问题。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去。杨尚昆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时间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中央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杨尚昆还特地请来廖承志，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

3月19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赖祖烈报告香山驻地的情况。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日抵达北平，指定杨尚昆24日提前到达北平。

与此同时，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有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泽东知道后，主张缩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3月20日，第四野战军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副参谋长苏静等人，带领一大批同志，开着130余辆各类汽车，从北平到西柏坡给党中央搬家。

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七届二中全会公报时，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

3月23日下午，杨尚昆和伍云甫一起坐小吉普离开西柏坡。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达北平，他们不走经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线，而走捷径经灵寿，北向定县，到保定时已是子夜12时。这时，保定满城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解放饭店已经住得满满的。他们只得找到一个叫交通旅馆的小客栈，在大炕上挤了一个晚上，天一亮又赶路。24日中午，到涿县，在四十二军万毅部驻地略事休息。下午3时又乘车赶路，终于在黄昏赶到香山，和范离、田畴谈了一下工作情况，即下山到振芳楼，夜晚即宿于楼上。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一行于3月23日夜住唐县淑闾村，24日下午到涿县，夜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25日凌晨2时从涿县上火车，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3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伍云甫上香山查看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住房。毛泽东的住所安排在双清别墅，坐北朝南，房舍宽敞，四周竹木新绿，两棵参天的银杏树，新芽初绽，环境颇为安静。西南面有两个防空洞。西边，有百米小径，通向来青轩，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所。杨尚昆住在附近的昭庙，这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办公处。中午，杨尚昆去颐和园看望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后，即与李克农一起到西苑机场，检查中央领导人会见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及检阅部队的准备工作。检查完毕，又赶回香山。遗憾的是，为此杨尚昆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入城检阅这一盛事。

中央机关暂住香山，虽有优点，但缺点也不可避免，那就是交通不方便，又太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中央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这难坏了交通科长王敬先。杨尚昆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萧向荣。他们收缴了一二百辆小汽车。杨尚昆说：你给留20辆行不?萧向荣答应了，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

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至此，第三次“大搬家”才算正式结束。

杨尚昆曾说过：我当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最初几年，做得最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搬家，三年搬了三次家。实际上，这三次“大搬家”，都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迈步奔向全国胜利的搬迁。三次“大搬家”的背景不同，却一次比一次繁杂，情况瞬息万变，组织工作千头万绪。杨尚昆上通下达，周到细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表现了非凡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