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维木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被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被包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研究，因此难免带有局限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研究才开始向着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关于近些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状况，我已经有过文章，在这里无需重复，只想就研究中出现的几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谈点个人看法。

关于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

《广州日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一则报道说：在重庆召开的庆祝会上有人出了这样一个灯谜：谜面叫做“抗战胜利”，谜底是打中国史书上的一个著名人物。结果出现了四种答案：一日屈原；二日苏武；三日蒋干；四日共工。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屈原”和“苏武”不必说了，那是讲美国与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这里我只想说说“蒋干”和“共工”。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底靠着国民党的努力，还是靠着共产党的努力才取得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但是，由于这个疑问不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已经被提出，而且至今仍使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困惑，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了。

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位，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即中日双方矛盾着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战争规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八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出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排除了二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最初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之长期存在，表明抗日战争史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

在大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止，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实际，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而在国民党治理下的台湾，情况恰好相反。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则是最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切肤之痛“共产党坐大”论。其实这也难怪，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以“剿共”为目标的“安内”，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却发展到百万人以上，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最终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下，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共产党就取代国民党而执掌国家。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而国民党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屡有冲突，甚至兵戎相向。但是，两党的矛盾最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其次，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机，但所谓“坐大”，“大”是大了，但却不是“坐”的结果，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利。这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因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思考怎样走出误区。当然，这种变化也有它的政治背景，从大陆方面讲，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是推动人们走出误区的外在动力；同时，学术氛围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拓展，又为人们客观描述历史创造了条件。同样，台湾方面，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与中共毕竟有过的合作，也使得它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呼应。在今天两党彼此希望成为

对方朋友的背景下，从历史上寻找两党的契合点，八年抗战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是近代日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之一。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三分之一的森林、铁矿和煤矿，五分之二的铁路，十分之七的大豆产量，五分之二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这些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做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定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四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

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该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年日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1945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国结束托管，1971年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有人以中国古代文献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1894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作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评后提出，在日军36万至41万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中国学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两三千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论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2005年4月，日本政府再次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引起学者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而值得重视的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在2005年五六月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笔者的《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