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洋

一个梦想的开始

凤凰会馆位于北京海淀区海淀南路上，这是人民大学北门旁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路，第一次来的人总是找不到地方。顺着路走一段，在一片僻静中，一幢六层红楼便跃然眼前。

1996年3月，陈鲁豫从西雅图回国，弯弯绕绕地找到了这个六层红楼，成为继许戈辉、窦文涛之后，凤凰卫视的又一位签约主持人。10年后，她依然站在这个楼里，留着不变的齐耳短发，手捧一个水杯，所不同的是，她的身份早已不是单纯的主持人——2005年，她开始掌管包括制片、编导、摄影、宣传、销售在内的“能量公司”。而上升到管理者，这个转变对一门心思当主持人的陈鲁豫来说，或许不能算是一件开心的事。

很多细碎的工作都开始由她决定，包括选题的决定和操作、最终方案的定稿、节目完成后给出建议，甚至团队之间的交流等种种问题，她都要开始思考。而一年前，她只需要准备和嘉宾访谈时的对话。

“以前我特别单纯，只要当一个主持人，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也没有兴趣去管。现在成立了公司，整个团队是因为你的节目才在一起的，所以势必有许多事情你需要参与，要操一些以前不会操也不想操的心。”

吴小莉、杨澜、陈鲁豫……从主持人到管理者的转型，似乎已经成为名主持人的“第二春”。

2006年9月，陈鲁豫在她的新书《心相约》中写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一场大胆的改版

如果说《凤凰早班车》奠定了“说新闻”的陈鲁豫在凤凰卫视的地位，那么，《鲁豫有约》则是奠定了陈鲁豫在中国观众心中的地位。

2001年11月，凭借《凤凰早班车》而小有名气的陈鲁豫希望能像她的偶像“脱口秀女王”奥普拉一样，做一档谈话类节目。为其量身打造的《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开播，第一期嘉宾是毛阿敏。

《鲁豫有约》很快便成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但一对一的访谈、一周一期的工作量远远满足不了陈鲁豫的胃口。“节目量太少了，如果工作太轻松的话，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我喜欢让自己累，只是工作本身应该要有一定的挑战性才更有意思。如果一份工作太容易就完成的话，时间长了就不太好玩了。”

陈鲁豫开始酝酿一场大胆的改版，做她一直梦想的事：周播节目变成日播；节目嘉宾从名人扩大到普通大众；几百名观众加入现场参与节目……

她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改版的想法说出来。“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外部条件可能还不具备。之前没有做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提出来，在没有100%的把握之前，至少没有90%的把握之前，我不会说。只有到感觉差不多了，我才会说。”

2004年春天，改版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陈鲁豫最先找到两个圈外的好朋友提出了她的想法。大家一琢磨，挺感兴趣。她开始找更多的人商议改版《鲁豫有约》的事，越聊越成形，想法越来越清晰。

一些热心的合作伙伴开始帮她张罗起这个事情来。

《鲁豫有约》要改版，最先面临的是资金和人手的紧缺，突然扩大节目量，原有资源远远不够；其次，便是“娘家”凤凰卫视的支持。

到了夏天，陈鲁豫正式跟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谈起这个事情。“他也是一开始就问我，你行吗？他担心我的身体会受不了。然后我跟他说了我们的想法。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有时候也需要冒一些风险，他觉得可以让我去试一试。”

于是，一个专门打造《鲁豫有约》的“能量公司”应运而生，核心人物陈鲁豫成为老板，和凤凰卫视互持股份。年底，节目开始进棚录制样片。2005年1月1日，新版《鲁豫有约》正式开播。

“这一步不是我主动走过来的，好像所有人裹挟着你，然后身不由己就走到这里了。很多人不相信我是很轻松地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真的并不累。到现在，我的压力主要来自责任。我自己的工作一向做得很好，现在我要对我的团队负责，对整个节目负责。”身为老板的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自信。

如今，《鲁豫有约》每月录10天，从下午2点到6点，每天录制两集，已经在全国三十多个省级电视台进行播放。

尖锐不是我的风格

不请自己不喜欢的人做节目，这是陈鲁豫的标准。“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如果这个人我都不喜欢的话，那我的观众也不会喜欢。做主持人有时候还是要自我一点。”

从名人的范畴扩大到普通人的范畴，一方面跟节目改版后量的扩大有关，一方面跟她自己的喜好有关。“名人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才能坐在那个沙发上。所以我对我们团队的要求是，做名人反而要特别挑剔。老百姓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普通人特别可爱，他没有负担，那种质朴的状态特别好，这样的效果可能是名人都不具备的。”

坐在黄色的沙发上，随意地拉着家常，偶尔调动一下现场的观众，这是她希望表达出来的感觉——随意自然。“我不是特别着急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有时候我说话可能并不多。我是现场带着很多人去听这个故事，帮他们问一些东西，再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她的风格曾经被认为是充满促膝长谈式的温情，缺少尖锐的一面。对这样的评论，她不以为然：“没有必要为了尖锐而尖锐。其实要想尖锐是很容易的事，你只要说狠话就可以了，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就可以，这个并不难。但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所谓尖锐的风格，因为我把你请来不是要让你难堪的，那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为人的原则。把人家请来，就要负起保护人家的责任。”

因此，当很多人来上节目时，她通常会先问一个问题：这个故事讲完会不会影响你的人生？如果会，那她建议嘉宾不要讲。“你可以不做任何节目，但是你的生活是接下来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我不希望你做完我的节目以后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不过是一期节目，犯不着让你把一生都搭进去。”

穿黑白灰的纯色衣服，戴大大的简单的首饰，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心世界，陈鲁豫都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她努力，但是并不喜欢争斗，“我的性格当中不具备要杀出一条血路的狠劲，但我会非常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该付出的都会付出。然而特别痛苦的付出我可能不会，忍辱负重应该是上个世纪的拼搏故事吧，这个年代的拼搏应该再单纯一点。”

工作之外，她的性格当中有很腼腆的东西，第一次见面，她不会特地去寒暄，导致很多人都觉得她清高。她了解自己，“我内心是个孩子气的人，我一直在保护我心中的那份孩子气。我觉得那是一个人不应该丢掉的。”

我要在最好的时候离开

陈鲁豫称自己是一个兴趣挺单一的人，不会开车、不会打牌、不会唱KTV，唯一想尝试的事是“看自己什么都不做会是什么样子”。上午，她在长江商学院上EMBA课程，下午回凤凰会馆做节目。如果没有录制安排，她通常会呆在家里或者逛逛街，购物是她的爱好。

“我喜欢做什么事情都只专心做这一件，对其他事情不太感兴趣。所以我没有想过电视以外我还做什么事。我觉得自己把电视做到现在，不需要再做别的事情了吧。”

电视给了陈鲁豫很多，她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奖杯、贺匾，到处都是成绩。10年过来，她身边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没有人会来说你哪里做得不好，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状态。你会很容易觉得你所做的都是好的，还好我很清醒。”

这样做下去到什么时候结束？还是换另外一种生存状态？这是陈鲁豫现在不担心但终究会面临的选择。

她先列举了两种类型的运动员：一种是到高峰时候就退役了，所有人都会怀念他最闪光的那一刻；另外一种就是坚持到最后，收场很悲壮。“我一定不会做那种悲壮收场的人。这样的人我很崇拜，但太悲剧性了，不太适合我。我希望在最好的时候离开。但是说到最好，如果我还能好十年，那现在走就有点太傻了。”

这个想法看上去很完美很天真。“最好”往往是人们想要去界定却很难界定的状态。“最好是我意识到如果我再往前走就只能是往下了，在这一刻走是最好的。这的确是一个把握的问题。”她目光笃定，“人到了走下坡路的时候，心态就改变了，就希望拖一天是一天。我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心态会变成什么样，但至少现在我特别冷静，我能够好好去判断和把握。”

现在，对她而言是个很舒适的状态。

“职业的生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被别人挑选到互相选择，到你慢慢有一些把握，再到把握越来越多，已经真正能够控制你的工作……这种变化是我能够清晰感觉到的。所以我现在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对我的环境、我的工作能够有一些把握，我的想法能够得到实现，这种感觉是很好的。你会有一些成就感，会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但同时你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摘自《时代青年·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