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适等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伪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胡适

1929年5月25日

【选自张健主编《明月窗纱紫云清》朝华出版社版】

1933年：我与警察的一场冲突

于光远

今年3月底，上海大同中学三位同志到北京来告诉我，上海档案馆收藏着1933年我在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档案。他们把这个档案复印了一份给我看。

事情的经过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发生在1933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具体的时间后来查证是6月23日)，我从龙华骑自行车回大同大学，骑到学校附近的车站路时，不小心车身碰到了一个人的衣服。我急忙下车，向他道歉。没想到自己这种讲礼貌的做法，反而惹出了麻烦。那个人脸胖胖的，穿了一件绸大褂，外表并不像是流氓，却对我耍起流氓来。他不放我走，一定要我跟他一块去“吃讲茶”。我是上海人，懂得“吃讲茶”的意思就是到茶馆去同那个人谈判赔偿问题。我在念书，工作也很忙，哪里有时间同他纠缠?我说：“有什么好再谈的呢?如果我碰伤了你，我就赔偿你的医药费用。如果我弄坏了你的衣服，我就赔偿你衣服的损失。可是你既没有受伤，衣服也没有损坏，并且一点也没有被我弄脏，我已经向你道歉了，没有必要再去吃什么茶。”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他同那个流氓一定熟识，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我从未受过如此侮辱，也从来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我一怒之下也回了他一个耳光。那个警察就举起警棍来打我，没有想到我一伸手就把警棍夺了过来。这下他急了，一吹警哨，又来了两三个警察。于是我就挥着警棍和三四个警察对打。我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地上。这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刘先生正巧路过，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里，向我父母报信，说：“不得了啦，你的孩子在车站路跟警察打架，手里拿着从自行车上拆下来的大梁，和几个警察打成一团。”他没有看清我手里拿的是警棍，也没有想想自行车的大梁怎么可能轻易拆得下来。我父母一听，心急慌忙就往车站路跑。

后来，我进了附近一所医院。这时我的父母也赶到了，陪我进医院后，脱下衣服一看，满身都是伤痕，心疼得不得了。我说，那几个警察也被我打得不会轻的。医院里给我涂了满身的黄色油膏。许多同学来慰问我。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也带口信给我：“反正警察局出钱，你安心多住几天好了。”不知道药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不到两天我的伤就完全好了。在医院里呆不住，我就跑回家了。

在医院里，第二天有人送来《时报》。《时报》上把这件事情作为头条新闻用套红的标题《学警冲突》登出来，描述了我和警察打架、学生包围警察局、交通堵塞以及警察局承认错误等等情况。

这件事不带政治意义，仅仅是流氓和警察欺侮了我，而血气方刚的我进行了反抗而已。

七十三年过去了，真没有想到母校来人送来了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档案一共有三件，共十页，都是公安局长文鸿恩签署发出的。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当时我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只是不能受侮辱，忍受不了被人打耳光。这是我的性格。这件事情发生在1933年，1934年我就转学清华了。在转学清华考试的时候，我又抱打不平，和英国公共汽车的职员发生冲突，几乎进不了清华。我的《编年故事1915-1935(二十岁前)》中写的“沾上血渍的纺绸大褂”和《青少年于光远》中的“险一点进不了清华”，讲的都是这件事情。我的革命行动则是从1934年暑假开始的。

【原载2006年第12期《上海滩》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