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子等

与乡村有关

在《卧底》一文中我曾经这样介绍过：我的故乡是江西省吉永县赣江边的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我在那里长大成人。师范毕业后，我在离故乡八里路的另一个村庄当小学教师，直到二十三岁那年离开，成了一名人模狗样的城里人。

我的写作是在乡村开始的。当乡村小学教师时，学校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还有一段好长的时间。家里有田地的老师都抓住这段时间骑着一辆28型两个轮子都是泥巴的自行车回家帮老婆干活了，我是单身，寂寥得很，就用写作打发时光。在乡村生活，写的也肯定是乡村。至今离开乡村很多年了，可我的成长我的亲系我的根我的魂都还在那里。“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这是我最尊崇的作家沈从文给自己的定义，我想也是我的决非矫情的自喻。以乡村为题材的写作，大概是我一辈子的宿命。

我非常羞愧于我曾经对乡村的态度。很多年前，我曾经以十分肉麻的抒情文字对乡村进行过矫揉造作的歌咏，让人误以为那是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人间福地，宜于孕育健康的人性和精神。现在我承认那完全是我的少不更事和被当时文坛流行的风气弄坏了脑子。随着年岁增长，变得稍微懂事些的我看到的一些乡村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其实是一个让人感到沉痛的所在。

以我的故乡为例。故乡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口人居住、人均七分田的村子。改革开放后，村里人为了生存纷纷到沿海一带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少病弱。村庄变得荒凉，巷子里的草都长成半人高了。村里人靠辛苦打工赚下的一些钱，并没有用于生产上的投入，只是比赛似的盖房子。

打工潮的出现给村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孩子的问题。我家隔壁五十多岁的大婶，丈夫、儿子媳妇都出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要带着一个一岁多、两个三岁多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四个孩子将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二是那些出门打工的人的命运。打工使农民发生了异化，我的弟弟在东莞打工，他不知道他人生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别人的城市融不进去，自己的故乡又不愿意回，他为此天天忧心忡忡。他说，回到家干什么呢?除了电视没有其他的文化娱乐活动，种地是他所不愿意的。

经济大潮挟裹下的农民，表面上看物质生活也许比过去要好一些，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乡村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条件依然非常简陋。

如何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何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这并不是我这个卑微文人可以考虑的问题。而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将以乡村为题材的写作坚持到底。因为我发现，文坛对我而言是虚构的，背靠文坛直面乡村命运的写作，是我这个农民后裔的宿命和责任所在。

深深感谢《杂文选刊》的错爱，给我这些也许并不合时宜又缺乏才华的文字提供了珍贵的版面。

路过

这是在我每天经过的路上看到的一则告示：

2006年低保申请户情况公示

经调查摸底，初步核定以下四户为本年度享受国家低保待遇家庭：

姓名年龄家庭人口每月家庭收入

万明海45岁三口200元

万兆先40岁三口150元

李梦兰(女)41岁二口无

熊三仔53岁三口120元

如有不实，请拨打投诉电话：×××××××

××××社区

×月×日

公示采用的是表格式，横线竖线都十分笔直，显然是用了尺子非常认真画成的。写告示者的意思一目了然：以此暗示这则告示的权威性和他们对待此项工作的严肃意味。

这则告示写在一排外墙简单用水泥涂抹的房子的正中一块黑板上。在这排房子构成的小区里出没的人，都说着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最为正宗的方言，衣着大多陈旧，脸色有着与城市不协调的黝黑粗糙。从他们的举止依稀可以看出，他们依然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性。他们过去的身份都是农民，随着房地产开发的如火如荼，市政府征用了他们的土地，拆除了他们的房子，建起了这个小区作为他们的安置房。

小黑板上的公示展示了几天之后，某一天我看到填写了具体数字的每月收入一栏有被涂抹的痕迹。可能是涂抹者在夜晚怕人发现，所以抹得有些匆忙，其中有些阿拉伯数字还隐约可见，那个“无”字笔画更是依然清晰，而其他事项都保持完整，看得出是有人蓄意所为。那涂抹者是公示里的四户人家的一个，还是其他的人?不得而知。

公示在第二天就又恢复了原貌，那些数字又填得清清楚楚。显然，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及时采取了措施。

——我看到了一场表面不动声色却惊心动魄的较量。对于被公示者来说，他们当然渴望政府给予的低保待遇，但公示里的铁画银钩般的家庭收入一栏，简直就是把他们给剥光了在光天化日下示众。他们偷偷抹去相关内容有一种向公示者小心翼翼地商讨和请求的意味：是否可以忽略这一项的具体内容?而撰写公示的人的态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因为数字的准确程度，正是他们的此项工作最为关键的一环，他们将以此作为最有力的依据进行备案存档。

恢复原貌后的公示再也没有被涂抹过，直到半个月后，小黑板换上了新的内容。

老实说，我并不认识包括公示栏里的四户人家在内的这排房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我留意了这块公告栏，留意了这条关乎人的尊严的公示。

我希望那些人的每月收入的数字都不是实情。我宁愿相信这些人都存在着用欺骗换取低保的心理。如果不是，我不知道那些人每月两百元以下的家庭收入在这座城市如何才能生存。

而在这座小区的一套套安置房里，有多少这样的穷人?他们是农民，由于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他们失去了土地，又来不及学习技艺，他们靠什么来生存?

——有多少这样的穷人?公示的目的是求取公正，这意味着就有很多人的收入都在这个水平线。而他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座城市里，有多少因为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个人和家庭?

“卧底”(之一)

从外表看，我已经与一名城里人无异。

可是我是农民的后裔，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我的籍贯是“枫江镇下陇洲村”。

那是吉水赣江之滨的一个村子。除了求学，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那里至今还住着我的父辈和兄弟。这得益于国家早年没有来得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祖辈强大的生殖力衍生了我在故乡庞大的亲系。

城市拥有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高层的行政机关、医疗、教育、物流、文化等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我的故乡世世代代不死的心。因为求学、患病、购物或厄运，他们暂时离开了乡村，坐火车或汽车，沿着血脉的通道，秘密潜入城市，与我会合。乡音或他们口中的我的在乡村粗鄙难听的乳名或外号，就是我们接头的暗语。

他们是我的另一个“组织”，掌握了我的血脉和出身甚至更多的秘密档案。我其实是他们安排在这座城市的“卧底”，是潜伏在城市内部的、为故乡工作的地下党员。我的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的一种化妆术。一名潜入城市的“卧底”，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组织”掌握的档案上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那个人的头发脸庞和衣着都与那座很欧化的拱形大门的外观和来来往往的高档车辆极不相称。那个人的头发蓬乱，皮肤粗糙黝黑，面色愁苦，胡须拉碴，皱巴巴的衬衫有一块明显的印记——显然那是不习惯出远门晕车呕吐的痕迹。那个人的手里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背上背着一床被子，被面的花色是崭新而艳俗的那种。那个人的样子就像是一个难民。他的旁边，是他的儿子，两手空空，却因为和他的难民父亲站在一起而感到尴尬万分。

那个人是我的姨父。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表弟。姨父看见我，脸上露出了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笑意。待我走近，他显得训练有素地慢慢伸出了手，轻轻地用乡音唤了我一声——就像电影里“组织”派来的人与地下党员在敌占区秘密接头一样。

姨父生了两个儿子。他靠着种几亩地和做点小生意供儿子上学。大儿子今年高考落榜，可他还想上学。前些日子，姨父从家乡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表弟在南昌上一所民办大学。从电话里听得出，姨父有一种为了儿子豁出去的悲凉意味。

我知道这是我的“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充分利用我的城里人的身份来达到故乡人的目的。我费尽了心机搞到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民校的情报，内容从师资力量、建校历史、专业结构、收费就业情况等等无所不包。最后我把目标锁定了据说就业率在98％以上的某某大学。其实所有的民办高校只要给钱就能上，但我不能让姨父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往水里扔。

在单位隔壁的饭馆里，我叫了两瓶啤酒，姨父什么也吃不下，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倒是表弟一个人自斟自饮把两瓶啤酒给干完了。姨父心里多少隐藏着对表弟前途命运的担心。再说了，每年上万块钱的学费，对他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我领着姨父父子俩来到了那所民办大学报名处。正是报名高峰时期，学校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处，费力地从缝合在裤子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来。办完报名手续后，他手中的钱变成了几张轻飘飘的收据。我看见姨父的脸，虚弱苍白，他的手还有些抖。正是炎热的九月天气，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摆擦汗。很多衣着光鲜的人从他面前走过时都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仿佛他是一名被缴了械的俘虏。姨父告诉我，学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借来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说那该要还到猴年马月?姨父咬咬牙说，什么时候还得清先不管，儿子读书要紧。

报完名，姨父就说要回去，说家里的农活不能耽误。姨父反复与表弟说着嘱咐的话，絮絮叨叨，表弟都有点烦了。——我盯着表弟厌烦的脸色，心想，如果这家伙做了一名城里人，早晚会成为“组织”的叛徒。

姨父当天来当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卧底”(之二)

并不是每次“组织”都会派人来跟我接头。有时会通过电话、手机等通讯设备。我手机或电话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就是只有我才能破解的密码。只要有来自故乡区号的电话响起，我就心领神会，我知道，那是故乡正在给我发出新的指令。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带着哭腔。她问我是否记得她，曾经住在离我家隔几栋房子的地方。她说我小时候叫她姑呢，她还经常抱我来着。我小时候长得可胖呢。可后来她嫁到了邻村。她说是从我在老家的爸爸那里问到了我的手机号码的。

说实话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她的声音因为带着哭腔有些失真，我就更不知道她是谁了。但她的乡音让我对她的真实身份没有产生一丝的怀疑。我知道，她是自己人。

她说她儿子开长途车跑货运，前几天在广州被别人的车撞了。她儿子还住在医院里，伤得很重，肇事司机当场抓着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放了出来。这场车祸从此找不着主儿了。儿子的伤还得治，可眼看着治伤的钱又没了。她在电话里哭起来，说这都是因为咱们是乡下人啦，咱们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石头掷天也没用啊。听说只要有人打个电话给广州那边就会认真办理。你是咱村里的能人，听说在省里当大官呢，你就给我打个电话过去吧，那边也是省里，你这里也是省里，省里的还有不听省里的?求求你了大侄子救救命呀，事情办成后我打几斤麻油专门到省里感谢你呀——

我没有办法帮这个忙。她想得太天真了，在广州，除了家乡的一些打工仔，我并不认识谁，更没有打个电话就能把事儿给办了的能力。广州是我鞭长莫及、根本无法染指的城市。我和那边的城里人没有任何交情。我知道她正面临的困境，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根本不是什么官儿，我在城里的身份只是一个靠写字儿谋生的卑微文人。或者说，我只是她落水时想抱着的一根虚弱的稻草。我艰难地回绝了她。她显得多么失望!在电话的最后，她嘟嘟囔囔，语气里充满了对我见死不救的埋怨。

我知道我让我的“组织”失望了。我想我的故乡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对我的忠诚产生怀疑。他们会以为我背叛了他们。“哼，人家是城里人了，哪里会看得起咱们乡下人”，故乡的人在议论我时肯定会这么说。我将因此暂时蒙受冤屈。

我的亲友们相继而来。为了做好一名“卧底”，我必须承受更多。我必须让自己越来越像一名城里人。我必须讨好领导，团结同事，善待他人，以取得这座城市更多的信任，从而让自己在这座城市扎稳脚跟。我甚至连单位的守门人都不敢得罪，亲友们给我带来了红薯辣椒我都要分给他一些，生怕他把故乡来的人凶神恶煞地堵在门外。我必须更广泛地熟悉城市，与更多的城里人交朋友，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窃取”更多故乡需要的“情报”。我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人际资源和信息资源。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的“组织”并不发给我所需要的资金，奖励以一个好口碑(精神奖励)为主，而我必须挣下所有的活动经费(包括接待故乡亲友的食宿费、交通费和其他开支)。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常常为资金的紧缺而一筹莫展，一个“卧底”内心深埋的悲凉，又有谁能知?我经常孤单地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脚步迟疑，一方面对故乡的命运忧心忡忡，一方面又为是否接听显示为故乡的一个电话犹豫不决。

今夜故乡有人入城，说是半夜会来。我坐在家中亲友们沉重的身体坐得凹陷了的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故乡亲人们的蜂拥而来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经常是超负荷地为我的“组织”工作。老实说，我受够了。但我想起我对他们的热情款待和为他们的事情奔跑多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星半点的希望和安慰，我就一点脾气也没有。是的，就像一名“卧底”不敢背叛他的“组织”，我怎么会忍心改变对故乡亲友的忠诚，成为我贫弱不堪的故乡干夫所指的叛徒?!

——今夜，我依然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灯光下，心平气和地等着入城的亲友，将我家的门，笃笃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