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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何辜!

2007-05-14张乐平

杂文选刊 2007年20期
关键词:广大读者三毛同志

张乐平

我开始创造“三毛”这个“小人物”,远在1935年。断断续续画到抗战开始,中止了八年。这八年中,自己长了很多见识,初步明辨了黑白是非,所以战后回上海画了一套《三毛从军记》,刊登在《申报》上。由于读者的欢迎,竟使这家报纸增加了印数。

我接着便在《大公报》上开始画《三毛流浪记》来暴露黑暗,向社会控诉,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与支持。正因如此,我便遭到了百般威胁,造谣破坏,甚至那时因昆仑影片公司决定改编拍摄电影,为我代理接洽这工作的冯亦代同志也收到了恐吓信。1947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却假惺惺地以“关怀三毛”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在扯了一些“关怀”“同情”的谎言之后,紧接着便指责我“这表现太残酷了,太冷落了”。并且列举劝募寒衣、提倡社会教育等“德政”,来掩饰《三毛流浪记》中所揭露过的当时社会的丑恶面目。在这种文武夹攻的情况下,我并没有退缩。上海不便居住,我就到嘉兴家里去画,虽在咯血的重病中也不愿中止。解放前夕,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会为筹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要我开一个“三毛生活展览会”,我就画了一套彩色的“三毛”来义卖,当时这个画展开得很成功,但也就更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

解放后,读者十分关心三毛,要我重画解放后的新三毛。因此我非常想为广大读者重新拿起画笔;但因自己对新社会的生活体验不够,没有把握,曾邀请好多同志开过三次座谈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就在这个时期,我听到了不少关于三毛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情绪。有人说:“三毛是流浪儿,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要画”;另外有人说:“三毛太瘦了,他的形象只适合于表现旧社会的儿童,而且他只有三根毛,显得营养不良,即使值得再画,也应该让他的头发长多起来,胖起来,这才是新面目。”其实那时我自己就没胖起来。又有人说:“你画三毛到现在已是十多年了,计算年龄已该长大成人了,当青年团员恐怕还要超龄呢。你还不给他长大起来,未免违反自然。”这些看法,实在搞得我非常糊涂,创作情绪不免因此低落。

更有甚者,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时,有一位党员同志做鉴定似地说:“《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这使我更加糊涂了,但是又提不出理由来否定这意见,觉得对方是党员,总比自己正确,弄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我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找夏衍同志,他非常支持我,并且还为我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再版出集子,这真使我有起死回生之感。后来我又得到《解放日报》的鼓励,画了《三毛翻身记》。但我无法摆脱上述一系列清规戒律的影响,在思想上缩手缩脚,它在风格上与“流浪记”相比真是大不相同。当时报社给了我鼓励,但同时又给了我在题材上的种种约束,要我结合每一个政治运动来画,如土地改革,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以及镇压反革命等……结果弄得三毛很神秘,当然没有画好。

解放前,反动派曾百般污蔑我,我并不动摇,因为他们反对真理和正义,而广大读者支持真理和正义,我有勇气搞。解放了,读者的要求提高了,作者本身也应该提高,而且应该提高得更快,这是正常的,这是好的。但是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不好,它阻碍了创作。尤其像我这样政治水平较低的人,实在弄得无所适从,结果只觉得很自卑。久而久之,自己也给自己加上了一套清规戒律,更大大削弱了创作的勇气。

漫画的性质与其他画种是不同的,在吸取题材上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它的特殊性。画家需要接触更广更多更深刻的生活。记得我在创作《三毛流浪记》时,经常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去,甚至特地换了破衣服深入到流浪儿童中去。有时画不出,就到街头上去兜,效果很好。解放之后,实行了办公制,每天慌着准时签到,而且会议实在多,我又生怕被人家加上“不积极”的帽子,所以总是每会必到。这样“积极”是“积极”了,但是画却没有了。

自从去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我才解除了这种束缚,所以我去年画得比较多。我决心再重画一套《三毛翻身记》,让三毛的故事更美更结实。

[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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