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伟　陈统奎

有了名称,旁听生就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

2001年3月,北大旁听生柳哲在失意中,称自己为“北大边缘人”｡没想到这个概念后来变成了从蔡元培时代起就存在的旁听生群体的称谓｡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还特意撰写一篇《北大边缘人》,激励这些好学向上的游学者｡

陈平原如此解读“北大边缘人”——

“这里的所谓‘边缘人,挑战的是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构成‘中心的北大传统或整个现代教育制度｡有不满,也有妒忌;有自嘲,也有愤恨,但均指向自家时运不济,而不是怨天尤人,更不主张取消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陈平原说,他平生也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为争取读书的权利而苦苦挣扎的艰辛与屈辱,因此他非常理解并认同那些非上北大不可､屡败而又屡战的游学者｡

“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陈平原的这篇文章在北大旁听生中间流传甚广,柳哲把陈教授看作“北大边缘人”的知音｡这位被柳哲称为精神导师的教授,开设的课程颇受欢迎,教室每次都是水泄不通,其间就有不知其数的旁听生｡

诚如陈平原教授所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人到北大来旁听?

陈平原:据我观察主要有几类｡第一类来自北大附近的高校,他们跨校选修北大的相关课程,这是基于北大与他们所在的高校达成的校际选修课程计划｡这些人基于学术兴趣与修学分的双重目的来北大听课,是登记在册的正规旁听生;第二类是通过教育部批准或基于北大与其他单位的教育合作,来北大进修的高校教师或研究机构的工作者,他们也受学籍管理的约束;第三类是自由旁听者,是没有学籍管理的旁听｡他们来旁听不是为了修学分､拿文凭｡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北大本校的学生和北大校外的学生,另一类是社会人士,而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北大课堂上旁听的学生确实很多｡有一个学期,我拿着一份有60个听课名额的选课名单表走进一间能够容纳80人左右的教室,所有座位全满了,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记者:您在柳哲提出“北大边缘人”之后撰写了《北大边缘人》一文,看得出您是很支持这群人的｡

陈平原:我支持旁听生｡虽然今天的旁听生中有一小部分人并不是为了求知,而是带有功利目的,但总体来说,旁听生中大部分有自己坚定､执著的学术追求与理想,是为了读书而旁听的｡不过,我觉得“北大边缘人”不应该挑明来讲,说白了反而麻烦｡旁听生在北大校园中大量存在,在没有“北大边缘人”之前,旁听生们是非正式群体,有了名称,旁听生就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但他们有没有“合法性”呢?这叫教育主管部门如何表态?恐怕没有哪所大学愿意站出来明明白白地支持旁听｡

记者:说白了反而麻烦,这麻烦主要指什么呢?

陈平原:旁听如果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应该允许｡如果太多旁听学生而干扰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那就不好办了｡一旦说白了,就容易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有可能导致学校出台限制旁听之类的政策,这就有可能影响那些追求知识的同学｡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这一麻烦呢?

陈平原:麻烦,并不是旁听人故意制造麻烦,他们热衷于旁听,是因为他们渴望分享大学的学术资源｡北大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北大是全国的北大,教师有责任与义务让更多的人分享北大的深厚底蕴｡大学教授有责任对社会发言,有责任给那些没能进大学的人提供学术滋养｡大学可以多开些公开性的讲座,同时大学教授也应该更多地走出校园,多参加一些公益性质的讲座,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另一方面,对于旁听生来说,旁听课程并不能仅仅凭兴趣,还要有基础,最好是在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与学术修养之后,才有目的地选择一些课程去旁听｡没有基础的旁听没有意义｡旁听的课程要适合自己,不仅要适合自己的兴趣,也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并不能仅仅以老师的名气的大小作为是否旁听的标准,这样的旁听只是凑热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