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自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老北大便成为欧美之外最吸引热血青年游学之圣地｡

梁思成在老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课讲完了,梁先生说:“为了应付公事,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

堂下默然｡先生鼓励道:“反正是应付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

仍然无人应答｡梁先生恍然大悟:“请选课的举手｡”眼看20多位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先生乐了,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一笑而散｡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不应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张中行盛赞的这种北大惯例,大抵出自“有教无类”的古老传统｡

殊不知孔夫子虽然让瓮牖绳枢之子得到了求学机会,还是要求门生缴纳几条腊肉的学杂费,并不允许随便蹭课｡与孔子同时创办私学的还有鲁国大夫少正卯,此人处处跟孔子唱反调,“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总是有人逃课溜去少正卯处听讲｡孔子当上了鲁国大司寇,没多久就杀掉了少正卯｡

这段公案始见于《荀子•宥坐》,《史记》､《淮南子》均有记载｡虽朱熹提出异议,但门墙严峻､课堂规矩,从国子学到三味书屋莫不如此｡

老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学生多出身贵族官僚,按规定毕业后须尽5年教席义务方能候补｡时有学生早逝,挽联上书:“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这断乎不是旁听生能来的地方｡

其时还流传“两院一堂为八大胡同主顾”的说法｡“两院”指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恐怕也不是渴求新知者想来的地方｡

偶有偷学成材者,多从东汉贾逵“隔篱听书”,未敢登堂入室｡运气好的或许可以被私塾先生免去赀敬､招入门墙,若是一票旁听生跑去人家窗子底下安营扎寨,怕要惹来棍棒伺候｡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风气之先｡

自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老北大便成为欧美之外最吸引热血青年游学之圣地｡

冯友兰读书时亲眼目睹:“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这就是为北大人津津乐道的“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张中行曾将旁听踊跃的因缘和合娓娓道来:“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

鲁迅之弟､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在《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早年学科学追忆》中写道:“……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

沈从文满怀希望报考北大,无奈他全凭自学,基础太差,最后名落孙山,只得选择一条旁听捷径｡不喜束缚的沙汀则是主动打消了考北大的念头,而是来到新文化的发祥地,订一份《语丝》､《莽原》,喜欢什么听什么,痛痛快快学一顿,为什么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

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有次问老下属:“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点了点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偷听生”

1912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一整套旁听生管理规章制度,要求他们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不得改为正科生｡经学校审查或考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者,方准入学,每年只收考一次｡旁听生必须缴费并领取旁听证后方准听讲｡

但在当时的北大,除了办理了正式手续的正科生､旁听生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偷听生”｡按所听之学科,旁听生每学分每学期应缴学费1元｡实验功课,每星期实验者,每学期缴费2元｡不少生活贫困的青年如许钦文､胡也频､柔石,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去蹭课｡

不办学籍如何混得进去?北大人的自由散漫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中行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

朱海涛说得更绝:“学生宿舍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北大人何以对狂妄､不羁情有独钟?有人说是因为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或许我国文人自古有此传统｡

“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旁听生就更无人关心｡“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张中行《北大忆旧》)

因偷听被赶出课堂的自然有之,但大部分教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克木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班上只有一个学生,老师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他在《末班车》中写道:“从此与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

朱海涛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愧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

甚至有教授愿意为偷听生奔走｡许钦文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周先生对他深表同情,一口答应为他们向蔡校长说情办旁听生手续｡

“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朱海涛说｡

投稿屡次不中的沈从文,走投无路之下给北大的教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郁达夫不仅慷慨解囊,还亲自指导他写作｡在周作人､辜鸿铭等教授的资助与提携下,他渐为文学圈所接纳｡

但红楼名人并不都是如此热衷于奖掖后进｡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北大生涯时曾多少流露了一些情绪:“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说:“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解放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再踏入北大校园｡”

“拉丁区”

成百上千､口音各异的青年人怀着梦想与信念来到红楼沙滩恋恋地住了一年又一年,在20世纪初的北平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拉丁区”｡

“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许钦文回忆说｡

“一位身在西北又不是北大人的朋友,三番两次地向我赞叹说,他第一次到北平,冬天的半夜里摸索到朋友的公寓｡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幅图画给了他一个永世不磨的印象｡”(《北大的“拉丁区”与“偷听生”》)

生活虽然苦哈哈,却也阻挡不了星火燎原的恋情｡在小公寓里,丁玲与比她还贫困的青年诗人胡也频共读《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莎士比亚,于现实困顿､前途渺茫之中相互慰藉｡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借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于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家中短暂盘桓后便搬去了三眼井胡同｡

“我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8块大洋｡但冬天到了,买煤烧炕后已经所剩无几｡为抵御凛冽的寒风,他只好跟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8位伙伴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他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