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如临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于是，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座右铭。于是，才有“书中盛满千种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读书乐”。平心而论，读书诚然是快意的好事，正如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塑造人的性格。”一代枭雄拿破仑讲得更是让人明白，“读书就是力量，因为读书可以帮助工作，可以增加工作的力量。”看来，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对读书有深刻的认识，不过，还是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

然而，如果读书失当，特别是年轻人，也容易误入歧途，产生负面效应。美国总统华盛顿有句名言，“读书而不能运用，则所读的书等于废纸。”我们也有古训，“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最近在《中关村》杂志的“读书时间”里，看到一篇写梁漱溟先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文字，愚以为有些道理。中国的名人多“好为人师”，特别是有一种喜欢开列“书目”的雅兴。日前，在《中国青年报·思想者·学林风》的栏目中，拜读了王锟先生《大众的国学书目：该读些啥》的文章，颇耐人寻味。王先生指出：“读国学分高低两种目标。高的目标就是成为有很深国学根底的人，即培养熟悉经书子集，统义理、考据、辞章于一贯的国学研究大家。低的目标，就是针对普通人，通过儒家的哲学、礼教和诗教传统教育，使之有人生智慧、道德风度和审美雅致，更有中国味。”王先生作为“指导者”，“针对低度目标的学国学的大众”，“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十分全面，爰为之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楚辞》、《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文选》。

看了这样的“书目”，令人望而却步，就是皓首穷经50年，也很难达到王先生说的“低度目标”。诸如梁漱溟那样的国学大师，国人中能有几个？读了王先生开列的书目，就算是“精通要义”，能让火箭上天，还是能够增产粮食？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大学问家胡适先生，在一篇题为《读书》的文章中，对《京报副刊》上一些名人为青年所开列的“书目”，认为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不以为然，采取了诚实且聪明的态度，“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鲁迅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一如既往的直率，坦言“从未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不过，鲁迅先生还是趁这个机会，略说了自己的经验，那就是在旧中国“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鲁迅和胡适两位大家在80年前说过的话至今还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