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利娟

近年来，浙江、重庆、吉林等地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富人治村”的现象。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显示，在该省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

的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先富群体”，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做的贡献日益突出，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政治诉求，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参政和从政。而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农村的“管理者”和“带头人”，富人村官似乎愈来愈成为农村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这些富人，他们争当村官的动机到底怎样呢？是为了真正带动村民致富？还是为了借着村官的某些权力，敛自己的私财呢？

当他们财富的力量逐渐向基层选举制度渗透的时候，我们担忧，农村是否会陷入一个“富人村官，村官谋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恶性循环呢？

富人村官如何当选

总体而言，无论穷人富人，目前的乡村竞选还是正常的。但不可否认，富人竞选村官，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财富和金钱，他们常常将娴熟的经济手段运用到村级选举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村民的投票意向。

比如捐赠。富人竞选者常常通过捐资村办公益事业，赢得大部分村民的选票。浙江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因经营制笔生意的一个人，在该村村委会选举前一天，公开贴出“承诺书”，称若能如愿当选，愿捐出 10万元，其中两万元归老年协会，8万元用于清理村里垃圾。

比如承诺。不少富人竞选者纷纷打出当选期间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选的作用。

比如经济攻关。浙江义乌某村两名候选人曾打起“擂台”，各散发了价值两万余元的味精和三万余元的食用油。天台、义乌等一些地方都发生过“香烟选举”等事例。

比如隐蔽拉票。候选人通过走家串户、请客吃饭、事后图报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拉票。

然而，这种以财富力量为主要竞选手段的参选方式，常常使我们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剑走偏锋，以往乡村治理者的那种道德权威逐渐地被富人的经济权威所取代，财富的力量在竞选中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赤裸裸的贿选。

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开出了“天价”———230万巨款“买”村委主任。而在广东增城石滩镇麻车村，两派候选人争相宴请全村9000多村民吃饭，为此还专门雇佣20多辆中巴车迎送村民赴宴，宴请活动持续10余天，花费上百万。

是什么使得富人们如此趋之若骛？他们争当村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富人村官意欲何为

据浙江省民政厅调查显示，先富群体参选村官的动机有三类。第一，为民办事。确有部分先富群体参选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先富群体经历多年商海搏击，确实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能力，能为家乡人民做点好事、办点实事，引领村民共同致富。应该说，他们竞选村官的目的是高尚的，实际上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二，谋求政治利益。先富群体参选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他们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他们觉得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第三，谋求经济利益。有相当一部分人争当村官，并不是为了村官这个管理者的职位，而是手中的权力，以及权力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

而最让我们担心的，也就是第三种。当富人们竞选村官的手段是钱，目标也是钱的时候，我们的基层民主自治将会陷入怎样的一种危机？

富人治村肥了谁

一些富人当上村官后，并没有履行他们对村民的承诺，而只关注选举前就看上的巨大的集体资产。

他们虽然被称为“村官”，可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他们不吃“皇粮”，也不受监督，虽然“官”小，手中的权力却不小。有些农村流行着一句话，“村官不是官，法律管不到，不捞白不捞”。而他们捞的手段又有诸多种。

虚报招待费。据调查发现，一些村的招待费单据很少用正式发票，多数是用一些普通纸张甚至烟盒纸自制的“土发票”，其中的报销数额可以任意填写，这使贪污公款有了空子可钻。

私分返还款、土地征用款。在村里完成乡镇交给的征收农业税、特产税等工作任务后，乡镇往往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奖励”返还给村组织，于是一些村干部就把这一“集体财产”私下分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高新区、经开区等建设大都征用了许多农村土地，一个村的征地补偿款往往数额相当大，一些村委会干部往往集体勾结，私分补偿款，制造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群案。

捞取工程款回扣。一些经济比较好或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村官们通过兴建养老院、学校、厂房等工程，变相贪污工程款或收受贿赂。

用公款办私事。有的村干部家用开支和礼尚往来不愿自己掏腰包支付，就打起村里公款的主意，达到变相贪污的目的。

围绕“批”字做文章。某些村干部利用手中有批租土地和批宅基地的权力，大做文章，借权索钱，中饱私囊。

变卖或承包集体财产肥己。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有些村变卖或承包了一些集体财产，村干部借此机会在账上大做手脚，将集体财产装入个人腰包，来满足自己的贪欲。

通过如此种种的手段，本已为富一方的富人村官，富得更加流油，而留给村民的却是一个烂摊子，他们变得更加贫穷，曾经的富人村官能够带动村民共富的幻想终于化为泡影。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村官

其实，适不适合当村官，标准并不是候选人富不富裕，而是要看他能不能为全村人谋福利，有没有能力管理好村务、带领村民致富。

鼓励先富者积极参与村官竞选，成为领着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并不意味着只有富人才可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富人村官也好，穷人村官也罢，只要能真正为村民利益着想，真正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我们需要的好村官。

好的制度令好人自由行善，而令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好村官同样也需要好制度来保障。

能否选出好村官，其实最关键的是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保证真正的民主选举，积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保障严格的民主程序，使民意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表达。同时，也要进一步清醒他们的认识，辨清参选人是否真心带动村民致富，不管选的人是穷是富，一定要始终代表民意民心。

同时，我们要加快立法进程，尽快制定、出台一部操作性较强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因为只有在相对全面、严格、系统、有效的法律规范当中，能人、富人竞选村官才能真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村官任期还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既要有村民、村委会的监督，又要有上级乡镇县里的监督。积极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形式，凡是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要按制度规定，做到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公开程序、公开形式、公开管理监督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其实，在步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仍然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68万个行政村的500多万名村官，肩上负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他们如何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发展，增强农民收入？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热血都倾洒在这项事业上？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