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评价和前途是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梁永国先生的文章《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现代语文》2005年第8期；以下简称“梁文”）旧话重提，引发论争。下面我们按照梁文论述的先后做一些讨论，希望能得到比较符合事实的认识。

一、文字制度演变的总趋势

梁文承认“由表意到表音是文字发展的总趋势”，但笔锋一转，说“然而，汉字却是个例外”。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他说：“因为汉字从产生，一直延续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面临了几次改革的浪潮，竟岿然不动，也可算个奇迹了。”这里提出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汉字一直延续至今，可见它不会发展为表音文字。这就如同说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小李是例外，因为他现在没有死。显然小李现在没有死，并不能证明他将来也不死。汉字现在不是表音文字，并不能证明它将来也不会发展为表音文字。另一个理由是汉字面临几次浪潮，竟岿然不动，可见它不会发展为表音文字。这就如同说小李生过几场大病，竟没有死，可见他将来不会死。同样的道理，小李现在没有死，并不能证明他将来也不死。汉字经过几次改革浪潮的冲击竟岿然不动，同样不能证明它将来也不会发展为表音文字。梁文用这样的逻辑来证明汉字是个例外，太缺乏说服力了。梁文提不出有力的事实，只是空说一句“汉字却是个例外”，实际上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梁文认为意音文字的发展有两条路，一条是发展为表意兼表音的字符文字，另一条是发展为表音兼表意的字母文字。很奇怪，意音文字就是表意兼表音的文字，怎么又发展出同样的表意兼表音的文字呢？逻辑已经混乱，结论如何让人信服？

梁文的“汉字例外说”不能成立。近年来，文字学家的研究证明了汉字的发展不是什么例外，而正符合文字演变的总趋势。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指出：“汉字在传播中，不仅功能、形体发生了变易，有的性质都变了。”“准汉字式文字大多改变了文字的性质，由表意变成了表音文字，音节表音文字如日本假名、女书，音素表音文字如朝鲜谚文、八思巴文等。同时，我们也惊喜地发现，正是由于它们各自标记的语言不同、造字的原理、手段不同，使得它们各自处于文字发展史上的某一环节上，与汉字相连接，形成汉字系文字的历时系列，正是汉字圈内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发展演变流程的一条完整文字链条。”① 周有光先生说：“这好比从一种生物看不出进化迹象，从生物系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看到了进化论的规律。”②论证汉字发展规律不能孤立地谈汉字，应该把汉字放在世界文

字系统中来研究。

二、文字的结构和文字的基本单位

要讨论汉字的评价和前途，常常要对汉字和英文加以比较。要比较就要确定比较单位，要确定比较单位就要认清汉字和英文各自的内部结构。汉字和和英文分属于不同的文字制度，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而梁文却把它们看成同类的结构。梁文说：“任何文字都是由最基本的笔画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则生成构字部件，由构字部件按造字法规则组合成文字。”他为汉字和英文画出的结构图是：

汉字：基本笔画－→笔画－→部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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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古代是词）－→词（现代）

英语文字：基本笔画－→字母－→部件－→文字

||

语素－→词（古代）－→词（现代）

这个图有三处错误。第一，汉字有部件，英文没有部件，而梁文虚构了英文的部件；第二，英文字母记录的是英语的音位，这是英文和英语间的最重要的联系，而在梁文的结构图里却丢掉了；第三，梁文的图把汉字的文字和英文的文字放在相同的位置，用来对比，是不妥的，因为两者在各自结构里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汉字里的文字是汉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语素构成了词。英文里的字母是英文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英语的音位。英文字母的组合记录了语素或单词的语音，用语音来提示语素或词。正确的结构图应该是：

汉字：笔画－→部件－→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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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单词

英文：笔画－→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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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语素或单词的语音→语素或词

比较性质不同的文字体系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单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必须联系它所记录的语言才能确定文字的比较单位。从文字和语言相联系的角度出发，与汉字联系的最小的汉语单位是语素，与英文联系的最小的英语单位是音位。记录汉语语素的是单字，记录英语音位的是字母。我们把汉字的单字和英文的字母分别叫做汉字和英文的基本单位，只有用文字的基本单位来比较才是科学的比较。梁文先是虚构了汉字和英文的结构，接着又错误地选择了比较单位，通过比较得到的只能是错误的结论。

三、汉字的评价

梁文提出了两种对立的汉字的评价，一种认为“汉字体系不科学、不实用，汉字难学、难写、难认、难记”，另一种认为汉字具有科学性和简易性。梁文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进而反对汉字的拼音化。

对于汉字具有科学性的提法，我们有很大的保留。对于现代发明的新技术、现代制造的新产品、现代提出的新学说，我们可以说它有或没有科学性，对于人工设计的新文字可以说它有或没有科学性；而对于汉字这样自然形成而且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什么叫有科学性很难界定，而且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因此我们讨论汉字的评价时，不是从汉字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梁文的具体论述入手，看他的论述能不能成立：如果他的论述能够成立，姑且接受汉字具有科学性的看法；如果他的论述不能成立，梁文所坚持的汉字有科学性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梁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证汉字的科学性和简易性：

⑴字量。梁文说：“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能掌握3500个汉字，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表达与交流应该是够用的。如果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只掌握3500个英文字，即3500个词，恐怕有些基本的表达与交流都不能应付。”这两句话不妥。首先，掌握3500个汉字并不等于就掌握了由这3500个单字构成的几千个汉语词。认识了“按”“揭”这两个字，并不等于就认识了“按揭”这个词。其次我们在上文说过，汉字的单字和英文的单字性质不同，不能用来对比。第三，梁文在这里又把英文字和英文词等同起来，陷入了逻辑的混乱。3500个英文字不等于3500个英语词。例如right是一个英文字，可是它记录的是两组英语词，一组表示右、右翼、右侧，另一组表示对的、正当的。theater和theatre是两个字，可是记录的是同一个英语词。3500个汉字和3500个英语词，一个是文字单位，一个是语言单位，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如果把3500个英语词改为英文的基本单位，那么3500个英语词所用到的字母只有26个，大小写合在一起才52个。这样一比汉字在字量上的简易性就荡然无存了。

⑵书写和记忆。从书写说，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最多只有两笔，如t、k、j，汉字简化字的平均笔画是10.3画，书写上的孰难孰易不难分辨。梁文断言“汉字书写笔画并不比英文字笔画多”，无视这个事实。

从记忆说，梁文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体特征鲜明显著，更便于形象记忆”。现代汉字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字还具有表形特征，如“凹”“凸”外，形体特征早就模糊难辩了。“日”不像日，“月”不像月，“牛”只有一只角，“燕”有四条腿，“形体特征鲜明显著”从何谈起？从构字的单位说，汉字的基本笔形有5种，派生笔形有25种。GB13000.1字符集的20902个汉字的基础部件有560个。合体字的构字模式有85种。汉字不但字数多，构字单位多，而且构字缺乏严整的规律，都比英文复杂得多。即使承认英文的“语音也并不都是规则的”，“字母文字区别特征不显著”，记忆英文字母也比记忆汉字容易。

⑶认读。梁文说：“汉字并不直接记录语音，这是它和表音文字的质的差别。这样可能会带来认读的困难，但这种困难却被汉字语音的简易性化解了。”真的被化解了吗？我们姑且承认汉字语音具有简易性，可是这与汉字认读的难易没有直接关系。你遇到一个不知道读音的字，除了查字典就要去问人，没有别的办法。梁文说：“声符有效提示声音的比例在77％左右。”我们不知道77％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形声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周有光先生的计算只有39％，③ 范可育等人的计算就只有24.4% ④ 。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周先生不计声调，范可育等计算了声调。不论是采用哪个数字，都没有77％！ 现代汉字里的多音字约占10％，遇到多音字常常不知道读什么音。“攒（z n）钱”和“攒（cu n）钱”不同，“调（di o）查”和“调（ti o）整”各异。这是每个使用汉字的人都经常遇到的困难，而梁文却说“认读汉字并不困难”。认读的困难明明摆在那里，可惜梁先生视而不见。

⑷语言单位。梁文说：“从文字表示的语言单位来看，汉字以表示语素为主，英文以表示词为主，哪个科学，哪个简易，不言自明。”这又回到上文我们讨论过的问题，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必须确定文字的基本单位，然后用基本单位来比较。语素和词都是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的比较不能说明文字体系的优劣。

⑸文字的表音和表意。梁文说：“一种文字表音也好，表意也好，都是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哪种都好。”“汉字选择表意，是避轻就重，……从字形看是由繁而简，由难而易。而拼音文字，选择了表音，是避重就轻。……其文字不退位而表示语素，这个包袱就永远甩不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字的选择？古往今来的世界文字多种多样，从表面看杂乱纷繁，但是文字学家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了文字演进的内在规律，周有光先生说：“进化论已经说明，地球上的生物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共同的演变的规律的，所有的生物都属于同一个总的系统。比较文字学正在探索，人类的各种文字是否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共同的演变规律，所有的文字是否都属于同一个总的系统。”周先生在《比较文字学初探》里揭示文字演变的这个规律，他说：“形意文字学、意音文字学和字母文字学，三者分别研究人类文字史的三个发展阶段。”⑤ 我们考察世界文字发展史，从中发现许多可以证明上述演变规律的实例，例如丁头字从意音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音素文字的发展过程清晰可见。面对这些事实，梁文所说的“选择”云云不过是书斋里的空谈。原始人群由没有文字到创造出文字，文字产生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一切无不受到文字演变规律的制约，哪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这有点像一个孩子降生到人世，面对的是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的社会，哪里是你“选择”得了的呢？社会发展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了，文字制度的选择似乎成为可能了，但是选择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正确或不正确的区别最后还是要看是否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二次大战以来，一百多个新兴国家规定了国家的共同语，新语言需要写成新文字。结果是清一色的都选择了拼音文字。所有新创造的文字，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拉丁字母，而没有哪个国家选择了表意文字或意音文字。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选择了表音文字，一直用到现在。照梁文的说法，选择了表音文字的民族或国家，“其文字不退位而表示语素，这个包袱就永远甩不掉”。可是事实与梁文所说的相反，那些选择了表音文字的民族或国家，根本不觉得文字有什么包袱需要甩掉。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些使用表音文字的民族哪个甩掉了包袱，改用表意文字。学术研究首先要尊重客观事实。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里不难看出，梁文所坚持的汉字有科学性和简易性的观点，没有得到有力的维护；梁文所反对的汉字难学、难写等观念，也没有受到有力的动摇。梁文讨论汉字评价所预设的前提是陈旧的，展示给读者的对汉字的两种评价是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是一种僵化的汉字评价方法。我们对待汉字与对待其他事物一样，也要反对一点论，坚持两点论，就是既看到它的优点，也要看到它的缺点。认为汉字只有缺点而没有优点，或者认为汉字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都不符合汉字的实际。21世纪的汉字评价的研究，应该超越过去的片面性全面地看汉字。我们要研究汉字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优点缺点各占多少；要研究如何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让汉字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为国际文化交流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四、汉字的前途

梁文关于汉字前途的论述，首先有两个观点需要澄清。其一，梁文断言：“从汉语的语音特点（即音节数量少，有声调）来看，用拼音文字记录是不现实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壮语和汉语是亲属语言，壮语也是音节数量少、有声调的语言。1955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壮文，1981年经过修改全部采用拉丁字母，一直用到现在。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族，本来就是甘肃、陕西的回族。他们在19世纪60～80年代迁徙到现在的居住地，至今说的是汉语西北方言。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采用了斯拉夫字母的拼音文字，一直使用到现在。⑥其二，梁文说：“如果要用表音文字，那就必须要改革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汉字改革就是汉语的改革，汉字的前途就是汉语的前途。”这种说法同样没有根据。文字和语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越南人在二战结束后，放弃了汉字系统的喃字改用表音的越南字，越南语还是越南语。朝鲜在二战后放弃了汉字，全部改用表音的谚文，朝鲜语还是朝鲜语。把改革汉字说成是必须改革汉语，这是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典型“案例”。

汉字要不要改为拼音文字，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区分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国家的语文政策两个层面。在学术研究方面，近年来取得一些新的进展。周有光先生的研究给我们许多启发。他研究了比较文字学，认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是人类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些宏观研究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也不能认为就是最后的结论，还需要继续探讨。即使学术界普遍接受了这个意见，如何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关系方面也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倪海曙先生早就指出：“语言文字是人类基本的信息载体，人们称为交际工具。工具的改革跟政治改革不一样，大多是改进、补充、增强、扩大的意思，不是简单的‘废旧立新。”⑦ 对汉字和拼音字的优缺点的认识上也要讲求辩证法。就是说，汉字和拼音字也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用汉字写汉语，有很合适的一面，特别是写古汉语，但也有很不合适的一面，如写现代汉语。同样，用拼音文字写汉语，有不及汉字合适的一面，也有远比汉字合适的一面。”⑧ 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事实。五四时期提出的废除汉字的口号，新中国建立以来并没有采用。许多主张采用拼音文字的专家，提出了“双文制”的设想，即汉字与拼音文字长期并存并用。

从国家的语文政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全国人大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语文工作者可以利用拼音方案进行有关汉字拼音化的各项研究和实验，但是并没有全国人大批准的汉语拼音文字，而且研制拼音文字也没有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当前的工作中心是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我们要积极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汉字是当今中国记录汉语的唯一的文字，它的地位十分巩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它消亡的迹象；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汉字还有缺点，在学习和使用上还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推动汉字的“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一方面在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从国家制订语文政策说，一方面要吸收学术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社会生活对语文的需要。

注释

①赵丽明《变异性·层次性·离合性·互动性》，《汉字的应用与传播》37－38页，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周有光《关于比较文字学的研究》，《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

③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的功能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④范可育、高家莺、敖小平著《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读音规律问题》，《文字改革》1984年第3期。

⑤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7页、第10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⑥王开扬《汉字现代化研究》第100－102页，齐鲁书社2004年版。

⑦倪海曙《改而不废》，《倪海曙语文论集》第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⑧倪海曙《文字改革可能吗？》，《倪海曙语文论集》第1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