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行天下

颜非通过逢平向我约“我与《厦门文学》”稿件时，我正与三五酒肉朋友喧闹小酌，杯觥交错之际，酒酣耳热之时，自然作慷慨激昂之状，胸脯一拍立马给应承了。第二天恰是星期六，我辗转反侧地窝在床上病酒，迷迷糊糊觉得自己脑子里波涛滚滚成了泥石流。文债最可恨，自己功力有限又不能敷衍成文，左琢磨右思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就凭本人一无名小卒，在《厦门文学》上发表的那点浅近之作也实在羞于启齿，难以登堂入室端上桌面来。

大约是在1991年吧，谢春池老师在惠安一内部刊物《惠安青年文学》看到了我的诗，就叫慧聪跟我联系，说是要见上—面。可惜那时通讯条件太差，春池老师几次来惠安，我都错过了耳听面领的受教诲时机。

说起《厦门文学》，且不说刊物风格独树一帜，就凭其培养新人奖掖后生之气度，文学期刊中应该算是佼佼者吧。我跟身旁的几位文友都感同身受深有体会。当初我四处投稿都碰得头破血流，惟在本地《泉州晚报》副刊上和一些民刊内刊上偶有发表，正心灰意冷之时，《厦门文学》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我。就在那年的9月份刊物上，我的一组作品发表于“闽南诗人十二家”专辑，而且专辑的总标题《舟魂与茶壶》就是取自我的两首诗题。随后，《厦门文学》又几次发表了我的诗，第二年发表的诗歌《墓志铭》还在《厦门文学》主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中获了奖。因此，说《厦门文学》于我有深恩厚谊毫不为过。

让我感到惭愧的是，由于本人生活中的一些变故，自1995年起，我辍笔了近八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