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琴

像把一篇文章划成段，把一首诗分成节，大自然用一支流淌色彩和布撒温度的笔把含混的时间涂抹成鲜活的四季。季节的衔接和转换也像是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的诗句，用自己循环往复的链接构建成无数生命的年轮。

季节的转换能够带给人心情和心境的转换。春天，希望的烟岚随着地气上升；夏天，膨胀的激情追着温度疯长；秋天，欣喜与满足和庄稼一起收获，或许还有随之而来的失落与苍凉；冬天，凝冻和过滤的心志如雪花一样沉静和凄美。不论哪一种感受，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给予和恩赐。

换季，是美好的。但是，童年和少年时的换季留给我的记忆更多的却是窘迫。有时，我甚至认为，穷人没有季节。

每到换季的时候，我总是无“季”可换。随着冬的来临，同学们大都穿上了臃肿的棉衣，家庭条件好的还能有一件时髦的“棉猴儿”。所以他们很从容，甚至会有堆雪人、打雪仗等冬天特有的情趣和欢乐。可季节总是把我推向窘迫的境地。由于衣服单薄，班主任老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离火炉最近的地方。同学们的目光里除了令我感动的友爱和关心，还有一种令我生厌的怜悯。我只能用学习成绩找回和弥补心灵中缺失的那份自尊。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用一种想像中的温暖驱赶心中寒冷的感受。这时，我从不萎缩，胸挺得直直的，脚步迈得正正的，我确信，越是萎缩，衣服和身体的空隙越大。更重要的是，我要表现一种抗严寒化冰雪的气魄。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入冬前，家里卖了一头猪。母亲给我缝了一件红花的棉袄，一条黑色的棉裤。这身天底下最漂亮的棉衣给我带来一个温暖、幸福和自信的冬天。好景不长，冬天去了，和暖的春风又把我吹向窘迫的边缘。北京的春天很短，在逐渐升高的温度里，一身厚厚的棉衣脱不下来，我又一次陷入温暖的“窘迫”。

人被逼上绝境的时候，奋力一搏的抗争总会创造一种新的风景，就像山顶上的瀑布。晚上，我和母亲一起想办法，既要摆脱这“温暖的窘迫”，又不能影响我第二天上学和母亲出工。如果按照常规，把棉衣先拆后洗，晾干后再缝，第二天无论如何是穿不上的。我建议打破常规，先把棉衣拆开，取出棉花，缝好，再洗，然后烤干。前半夜，我负责拆、缝，后半夜，母亲把我缝好的衣服洗净，然后用铁丝编成的烘笼一点点烤干。就这样，一夜之间，一身棉衣神话般地变成了夹衣。第二天，我穿着这身干净清爽的夹衣堂而皇之地坐在课堂上，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

上初一时，学校推举我当春季运动会的小记者。为了记者的形象，经过我的再三请求，母亲从全家十三元的月生活费中挤出两元，让我去做一件衣服。我兴奋地拿着这两元钱，到商店买了六尺三毛钱一尺的蓝色平纹布，剩下两毛钱买了线和扣子。晚上，做完功课连裁带缝，一夜飞针走线。凌晨，一条崭新的长裤诞生了。运动会上，广播喇叭不时地播着我采写的报道，因此受到学校的表扬。只有我最清楚：是那条裤子给了我动力和灵感。那时，我十分珍惜每件来之不易的“新衣”，对它们的获得和拥有成为我生命中一份份庄严和神圣的瞩望。当然，我也决不辜负这些在我看来同样有着生命和灵性的服装，并且尽量使它们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潜能。

窘迫像无情的寒霜，使尊严的嫩芽受到摧残，让心灵的疤痕久久不能平复。寒冬腊月，已过而立之年的哥哥到河北省去相亲。一位邻居大爷主动向母亲透露他有一件在火车站当装卸工时发的工作服大衣，可以借给哥哥穿。性情实在的母亲就去他家借了。哥哥前脚走，那位大爷便找上门来，对母亲一通数落。原来，他做不了老伴的主，受了气，就来找母亲发泄。看着忍耐力极强的母亲，听着软骨男人刻薄的话语，像有一把匕首刺向我的心，泪水在情感和理智间打转。那软骨男人一走，我便抱住母亲失声痛哭，告诉母亲以后不要借任何人的东西。这时，哥哥因没赶上火车回来了。我一把从哥哥身上扒下那件大衣，跑到软骨男人家里，朝那堆软骨猛掷过去。以后，我成为国家干部，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便四处为哥哥买大衣。但由于是盛夏季节，没有买到，直到入冬才了了这份心愿。

在接二连三的窘迫里，在无数的摆脱和突围中，我学会帮助母亲做全家七口人的衣服和鞋子，会用十几块甚至几十块碎布给弟妹拼成棉衣里子。窘迫的土地，生长着生存能力和生活趣味的幼苗，如山崖缝里的那棵野山菊，摆脱桎梏、顽强盛开的姿态不经意地营造了一种很别致的美和壮丽。我常常沉浸和满足在窘迫的创造和欣喜里。

没有人愿意永远生活在苦难和窘迫之中。今天，当人们听着很人文的穿衣指数预报，悉数着满衣柜的各式服装，还觉得无衣可穿的时候，不知同时代的人是否还能铭记先前的“窘迫”；也不知后来人是否能够理解那种“窘迫”。有谁还能拥有曾经的窘迫赠与我们的那份创造力与精神的财富呢?

窘迫和困境就像一张弓，希望则是一支箭，摆脱的动力就是弦。没有了窘迫和困境的弓，那支希望之箭还能射得远吗?

责任编辑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