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康

魏晋多风流名士，或清淡雅室之中，品茗作赋，或纵情山水之间，赏景为文，多为后世传为美谈佳话。名士风流，也令后人无限神往。当时，文人多儒雅博学，意气风发，即使并非“一路顺心”者，也不得不在名门望族狭窄的缝隙间卖弄文才，强颜欢笑，应和“盛世”浮华之风。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籍的猖狂与陶潜的淡然，便愈发显得与众不同，特立独行。

他们的光芒，在那个畸形的浮华盛世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中闪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痴狂的阮籍和清高的陶潜之间是有许多共通之处的，二人都为世所弃，一样的仕途失意。陶潜才华出众，其清素淡雅的文风却难为时人接受。而放眼天下，与阮籍惺惺相惜之至友，唯嵇康耳。嵇康为当政司马氏所杀，阮籍却敢怒而不敢言，敢悲而不敢哭，其处境之凄凉可想而知。二人也都是弃世之人，不肯混迹于俗人之中。所异者，陶潜弃官务农，归于山野；阮籍却是将真实的自我掩藏在疯颠之下。其实，陶潜的闭门谢客，固然是怕为世俗所染；阮籍的故作痴狂，也未尝不是在坚守那最后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抛弃了五斗米的彭泽令，也挣脱了儒家历来出世报国的精神枷锁，归于田园，于田园中为灵魂找到了归宿。

阮籍，无可奈何，只得在疯言疯语中释放压抑的情感，在狂态毕露时流露分明的爱憎。穷途之哭，哭的岂单单是车马难越，难道哭的不是天下仕人的无路可去？

每当目光经过史书中他们那一页中单薄的生命履历，便仿佛透过单薄的生命在西域更西处，看到他们的影子，那是尼采与梵高，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恃才傲物，也一样是时代的异类，最终二人一死一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