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广君

娘很麻利地卷起炕席，用窗户纸揩干土炕上的点点血迹。一根火柴，点着了灶坑里的柴禾，熬熟一盆小米粥，几个红皮鸡蛋的香气，立刻溢满了堂屋。爹，一个中年汉子，老实巴交的，三天说不上一句话。今儿个，也许是高兴的缘故，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铁蛋，你娘又给你生了个小妹妹。”我细细地听着，只是哧哧地笑。这样算来，我又有个哥哥，又有个妹妹了。

昏暗的油灯下，娘的乳白色的奶水，像她淌出的一串眼泪，挤进那孩子干涩的小嘴里。冬夜漫长，我家总是出奇地冷。黄土夯墙，土坯搭炕，烟囱垒到房顶上。木格格窗子上，四壁墙角里，都无一例外地结上了厚厚的一层白花花的霜。

十月的天，说变脸就变脸。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过后，呼啸而至的北风便推出一个可怕的冬天，把忙完了一春一夏一秋的农人们结结实实地冻在了土屋里。于是，人们开始从自家仓房里腾出来一只只或是盛着破旧棉絮或是陈年籽种或是各色杂物的小火盆儿，填满烧过饭的从锅灶膛里刚扒出来的还吱吱冒着一缕缕生烟的呛人的柴火，然后，小心翼翼地端到火炕的中央，一家人都围在火盆周围。火，暖着一双双手，火，暖着一颗颗心，火，溶化着漫长得叫人难耐的一个个大冬季。

当夜幕悄悄降临的时候，娘端上来一只暖暖的火盆儿，是学着别人家的样子做成的。哥哥和我围坐在火盆边儿，一边吃着在火盆里烧熟的土豆或是粘豆包，一边听着念过私塾的娘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昨天讲过的一桩桩一件件劝学故事。爹则在一边对哥哥搞起了物质刺激：“孩子，你好好念书，等明年我回山东老家，给你买一支钢笔，自来水的。”哥哥慢慢地听懂了爹的话，高兴地点了点头。

从此，哥哥掰着手指头算，一天一天地盼，终于盼到了转年冬天。靠着住在城里的三奶奶的资助，爹果然回了一趟山东老家，买回来一支黑色的油光锃亮的大钢笔，哥哥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一连几夜搂着它睡不着觉。

村南的老河水，蛇一样冻僵了，静静地躺在龟裂的黑土地之上。要是在每年开江的时候，爹总是抢先第一个到河里去撒网，如果赶上鱼汛，一天能有上百斤的收成。

不知是谁家的大公鸡，一声声长啼，唤醒了村庄的酣梦。北方初春的小山村周边地里，农人们在忙着播种。弯弯的老河水，欢快地流淌着，镜子般地映出一轮湿湿的旭日。

我趴在窗台上，望着上学去的哥哥，心里好生羡慕，恨不得也背上书包，跟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校园。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一条乡间小路上，有位衣着破旧的小男孩，背着自家缝制的帆布书包，蹦蹦跳跳地奔向村头小学校的课堂。娘把那孩子交到老师手上，还喃喃地嘱咐道：“孩子，书要好好念。”

上课的铃声响过之后，他和其他孩子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好。年轻的女教师发给每个孩子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

放学了，他牵着家里的两只小山羊，来到村外小河边去放羊。他捧着崭新的语文课本，越看越入迷。两只小山羊跑到邻居赵大叔家的小麦地里，把麦苗啃得一塌糊涂，竟全然不觉。

赵大叔突然跳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胳膊，拉拉扯扯地找到他爹。

“我的麦子全叫他给毁了，你当爹的给我赔!”赵大叔气势汹汹，头顶上都冒着火。

爹的脸早变了颜色，气得满下巴的胡子一抖一抖的，猛地夺过他手里的课本，唰唰撕成几条，狠狠地摔到地下。他疯了一般，捡起撕坏的书，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往肚里流。

“你把书撕了，他怎么上学呀?”娘埋怨爹，把孩子拉回家。

夜半，昏暗的油灯下，娘用仅有的一点点白面做成糨糊，一页一页把书粘好，爹坐在一边，只是摇头叹气……

我在抽泣中醒过来，睁眼一看，又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三三两两的男孩、女孩，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手里拿着书本，走在上学的路上，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目睹着外面的世界，我央求着娘：“娘，我也要上学。”

娘呆坐在炕上，一脸的难色：“孩子他爹，咋办?”

“哎！”长满络腮胡子的男人像被扎了一针，昨日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小学男校长和一年级班主任女老师一阵风似地飘进屋来：“老哥，这孩子长大准有个出息，就让他上学吧。将来书念好了，当个工程师，穿上干部服，坐上小轿车，再把您二老接到城里住上高楼，吃着大米、白面，享享清福，多好啊!”一声长叹后，爹狠了狠心说：“昨天打鱼卖的钱，先不还饥荒了，给他买铅笔买本子。”

“我这就找块帆布，给他缝个书包。”

我忽地在炕上蹦起来，连声喊道：“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

1950年3月31日，我背起书包第一次郑重地迈进小学校的大门，乘着早春的翅膀，飞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