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选

编者按：

孔子的《论语》代代相传，但毕竟是“半宗教半哲理”的文化精髓，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论语者，讨论的话语之谓也”。我们借用这个命题，编发王选教授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语”，也是“创业箴言”，借以纪念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王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始终坚持走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使古老的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被誉为“当代毕升”，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王选教授热爱祖国，志存高远，献身科学，淡泊名利，为人谦逊，关怀青年，成为世人的楷模。我们相信，王选教授科技创新“论语”，定然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选择事业志在报国

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

我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攻读方向呢？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计算技术。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苦练硬功“软硬兼施”

1961年，在我24岁的时候，做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个抉择，就是在搞了几年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的领域来。

我专心致志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计算机的效率极大的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攻读英语终生受益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锻炼英语的听力。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最新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忽然想起，应该训练听力。训练听力，大家都有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疙瘩，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那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

知难而上选定照排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选定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用激光扫描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百万个（3000Ⅹ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符，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2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就是中型的，体积也很大，速度还赶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阵的话，运算量很大，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却而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提高100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攀登“蜀道”享受快乐

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的思路。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2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3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内外还没有商品的第4代激光照版系统。有人就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你想搞第4代，我还想搞第8代呢！”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业界非常出色的专家，这么多权威，所解决不了的古老问题，怎么可能由一个小卒子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有个伟大发明家的一句话鼓励着我。美国世界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 not do！”——“做不成的！”。对“Can not do”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r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认为克服困难本身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美，一种享受，带来的这种愉快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难看作是一种享受。著名的诗人歌德也认为，一个有真正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奋斗中间，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中，也体会到一种高度的享受。

心潮逐浪后继有人

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开始放弃第一线的工作。原本以为我大约会做到60岁，可我刚刚56岁就不做了。当时触动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节，我奋斗两个礼拜做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速度。春节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结果给他看，看了以后，他直言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设一信号，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后我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毫无价值。我很高兴，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才把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 it myself，93年的春天，决意放手，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跳跃思维跨越障碍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以后，建议中国先要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别人就很奇怪，说飞机是成熟的工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学习这种成熟的工业，而导弹只有美国有。钱学森作了非常精彩的回答：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人们就更奇怪了，怎么会搞导弹容易呢？钱学森就讲，飞机要上天，安全性最重要，材料和发动机的疲劳试验，要涉及到中国整个工业系统的能力，目前支持不了飞机安全性的设计。搞导弹是一次性的，毁了就毁一个，材料问题好过关。导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制导，就是准确的命中，而中国有一系列的聪明头脑……。这样，中国就走了一条捷径，很快取得了成功。我们激光照排的抉择，跳过了2代和3代，直接研究第4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4代技术容易，搞2代技术最难。搞2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4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看破红尘顶天立地

第五个抉择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我觉得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看破红尘”有关。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人的一句名言：“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一个人不要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是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我经常是这样想，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期间，不要致力于装满口袋，而要致力于装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一道理的。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用数学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8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办法。日本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所以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年轻人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穷且益坚志当高远

站得高，看得远。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花钱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10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先生，做副教授时多少钱？他说500百大洋，相当于1992年5000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说了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啊！”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地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看现在，“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长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

扶持新人感悟人生

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站在计算机发展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予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让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我在第一线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就服他，我也懒得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实在是好笑。我已经5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我发现，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那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凡人用过的则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拓宽视野开辟天地

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也是我的第七个重要抉择。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10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其发达，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有可乘之机。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10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是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开拓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一个机会。是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第二，由此带来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或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也充满挑战，可以让大批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

团队精神“创业公式”

年轻人必须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相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年轻人也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人有很大的性格上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邓稼先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向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人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共勉!